物的语义标记：黎族人的“插星”与“禁星”
袁晓莉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黎族人原始记事方法中一类特殊的标记，即是田间地垄的“插星”与村头屋前的“禁星”。 此类标记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当普遍，也是黎族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法则，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之类的事务，“插星”与“禁星”显示出强大的语义功能。集中反映了黎族社会的道德法制、宗教观念、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等，同时，也是黎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结果，延续至今，成为黎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黎族人；标记；“插星”；“禁星”；语义；传统文化
黎族主要来源于我国南方古越族的一支——骆越人[1](52)，从语言学来看，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这已得到专家的证实，然而，历史中是否有本民族的文字，史记古籍均没有明确记载。虽然清代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有一段“虫书”记载：“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但是这些写在“漆扁担”上的“虫书”是否就是文字，今人已无从考证，亦无实物对应，所以一般认为，黎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据考古学证明，人类文字发展演进可概括为如下基本规律：原始记事方法→图画符号→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黎族人虽然无文字，但是他们通过在长年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约定俗成的实物记数、结绳刻木、标记与图画等原始记事方法。这些实物与标记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为我们研究和复原史前时期原始记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活态地印证了人类文字演进的前阶段。
本文主要研究黎族人原始记事中的标记，它们以单纯、易识别的物象、符号为直观语言，成为黎族同胞为生存而斗争的注解，揭示了黎族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宗教思想、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等，也是人类表达内心世界、向外传递信息的最古老的传播符号之一。在黎族中最典型且很特殊的标记即是田间地垄的“插星”与村头屋前的“禁星”。这类标记往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以自然物为标记或在其上做出一些人工符号，因为被赋予了特定的语义表达、情感指向，还有行动指令等意义，所以它们仍属于原始记事范畴。此类记事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当普遍，也是黎族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法则，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之类的事务，“插星”与“禁星”显示出强大的语义功能。常见的标记是打上结的青色野菠萝叶，野菠萝树学名叫露兜树，是露兜树科热带小乔木的野生植物，在海南随处可见（图1）。图1〓野菠萝叶
一、“插星”——表情达意的物化
“插星”是黎族人的一种特殊标记，他们以插棍结草或用钩刀在树上刻上鸡爪“X”为表现。这些特殊的“插星”标记代表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语言涵义，人们约定俗成，互相遵守承袭，具有特殊的社会约束力，同时，“插星”的标记也与黎族的生存方式相适应，保障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以其形象性、便捷性直观地向人们交流信息与感情。
1.占有:所有权的对话
在黎族，山地、树木、草场、鱼塘、蜂窝等，人们一时不能利用但又要说明此物已被占有，就有了“插星”这个标记，草结和“X”变成了具象的“文字符号”。因为这类“插星”就地取材，信手拈来，所以对草与树叶没有严格的要求，野菠萝叶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打结的草、树叶都能使用。一次笔者在小明形村的路上，遇到一位阿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