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谷鹏飞 赵琴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与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方式与认同逻辑：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渐次登场并分别践履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的功能，遂演变为现代性条件下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关键词：当代审美风尚，身份认同，认同类型
作为一种“礼”的表征，服饰原本是一种超文化的载体，具有源发性的自然身份认同功能。《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然而，素有“礼仪之大”与“服饰之美”的华夏民族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过于直白的自然主义身份认同方式，而将之溯及更为深潜的宇宙论根据。《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唐代孔颖达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诸乾坤者，衣裳辨贵贱，乾坤则上下殊体，故云取诸乾坤也。”即言，服饰形制取诸乾坤天地，天地无形而服饰有形，通过天地乾坤的尊卑有序，可以区别出穿衣者的高低贵贱：“黄帝有熊氏，始制冕服以别贵贱之等”，[①]“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汉贾谊《新书·服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后汉书·舆服制》）；可以区别出穿衣者所代表的民族与不穿衣者所代表的民族的高低贵贱：“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②]“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作为华夏民族身份符号，其所宣示的，是华夏民族的礼仪制度、思想文化、衣冠服饰的同构性与一体性。“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因此也就与“披发左衽”与“蛮貊夷狄”相对应，服饰因此也就超越自然主义的身份体认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标志而存在。古代服饰的这种文化政治学认同努力至今痕迹凿凿，在现代多元社会中清晰可见。
本文拟选取当代大众最为通行的身份认同方式——服饰认同，分析处于当代大众审美风尚中的不同主体如何利用服饰媒介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不同身份主体在争夺服饰媒介过程中对审美风尚本身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最后将在一种多元现代性视野内揭示主体援引服饰审美风尚进行身份认同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价值与潜在风险。
一、1949至1970年代末：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与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
1949年共和国建立。革命政权的草根性决定了它对精致符号和高雅美学的本能性反感。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具身体现，服饰既要保持革命年代简朴实用的服饰传统，又要与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服饰风尚保持距离，同时还要对已有的服饰传统进行适当提升，以显示本阶级服饰风尚的正统性与威权性。如同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礼”“法”一体的社会结构下服饰承担着昭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