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09年举办了“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和“黄易与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之际，我受命撰序。由于我在西方学术界工作多年，就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和黄易以及清代金石学相关的研究动态，并试图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易和清代的金石学会成为在西方工作或学习过的学者的关注点？
西方对黄易的关注首先是因为他发现并重修了武氏祠。巫鸿先生在其《武梁祠》一书中，有详细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庄申先生曾撰写过一篇英文论文，谈清代绘画中所表现的考古题材，黄易的访碑图不但在讨论范围内，而且是一个重点。庄先生所讲的考古，和现代考古学虽不完全相同，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关联。2005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题为“重塑中国的往昔：‘武氏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RecarvingChina'sPast:Art,ArchaeologyandArchitectureofthe“WuFamilyShrines”）的展览，并出版了厚达六百多页的研究图录。与以往的学者对黄易发现并重修武氏祠皆采取肯定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一展览挑战以往学界的共识，把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堂说成是汉代以后的作品甚至伪物。黄易和武氏祠相关的种种活动也受到了质疑。由于这一翻案之作漏洞百出，很快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黄易是乾嘉时期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在书法、篆刻和绘画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但对于后世来说，使他的影响超出了艺术圈并在学术界受到重视的，还是他的访碑、拓碑活动以及他收藏的拓片。访碑活动虽不始于黄易，却在黄易的足下达到了高峰。黄易访碑的地点多在汉魏碑刻聚集的地点，无论是嵩洛还是泰岱，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个人的活动也因此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黄易在访碑时，拓碑、写日记。日后把所得拓片寄赠友人，并绘访碑图，请当代贤达题跋。文人的题咏使得他的访碑活动成为文化界的一段佳话，“小松司马”也在后世逐渐成为文化偶像。
黄易的文化声誉是紧紧地和拓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他收藏的宋代旧拓，还是他访碑时所监制的精拓，都备受当代和后世金石学家的推崇。近些年来，拓片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2008年，曾任Field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的KennethStarr先生，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黑老虎：中国拓片入门》（BlackTiger：AGrammarofChineseRubbings），此书是西文中第一本专门讨论中国拓片的书籍。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一千五百年来，拓片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西方人对此却一直没有予以重视。”Starr先生对拓片的重视固然和他的工作有关（Field博物馆在美国收藏中国拓片最富），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经常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收集和拓片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过，海外学者对拓片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知识界对复制手段研究的影响。
在黄易去世的前六年，西方发明了石印技术，鸦片战争前夕传入中国。差不多同时，照相术发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此后又有珂罗版印刷术的引进。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复制手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思艺术在这个时代的遭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Benjamin）写下了他的经典之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雅明所关注的问题，看来和黄易无关。但是，本雅明提出的问题却启发着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在比较人类文明的各种复制手段的同时，返观中国传拓的技术特点、历史渊源和成果，及其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关系。1999年，笔者曾为Orientations撰写过一篇短文，介绍纽约收藏家安思远先生（RobertEllesworth）所藏中国碑帖，简略地提到了中国椎拓作为复制手段的特殊性。2003年，巫鸿先生发表了长文《论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