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日至6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交流与探索”。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在于这次会议学者规格之高（国际上几乎所有的最著名的生态博物馆专家，包括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黛瓦兰，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加拉等都到场，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也不仅仅是在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外国学者人的数之众，有15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参加。而是在于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意义之重大，思想之开放，学术理念之富有探讨性，都是空前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是当今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当然，我们可以称其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可以称其为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它的重要指向不仅是更新和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概念，而是在于努力的探求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式，包括如何阻止不同地方文化的退化，如何激发不同地方文化的原创力。
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戴维兰认为“可持续性”是生态博物馆的宗旨。他在会议的发言中说：“‘可持续性’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不仅仅是要合理的管理好，合理的利用好地球上人类的可再生资源，而且还要使每个人和集体都承诺，以认识和保护人类自然和文化总体遗产的价值作为前提，才能进行任何其它发展项目。
这不仅仅是政府或地方权力机构的责任，而是对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社团的要求。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不能再生失去的风景，也不能再生一个过去的大师，或者过去的工艺，因为他们都是独有的，至少对他们社区是独有的。）和可再生资源（我们可以再建新的风景区，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艺术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工具，在地区和全球范围，教育现在和将来一代年轻人怎样认识、尊重、利用、传承和发展人类精华。”在雨果·戴瓦兰的心目中，生态博物馆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教育工具。
因此，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博物馆的理念，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的眼里，其还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的学者杰拉德·克塞在研讨会上说：“生态博物馆应该有一个过程来解决目标，它要记录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由不同的项目来执行，要对文化和政治全面的介入，通过媒体展览、教育、游览、出版物等，来诠释当地的人文资源。现在欧美越来越重视对产出资源的诠释，生态博物馆应该积极参与这种诠释，通过媒体的传播，把所有的资源都纳入到其中，有许多意见输入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各方面都对其具有拥有感（包括游客）。由于游客的介入，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基于这些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生态博物馆，或类似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的文化机构与项目，如拉丁美洲的“社区博物馆”‘西班牙的“文化公园”’巴西、澳大利亚等当地的“遗产项目”，日本的“造乡运动”，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正如雨果·戴维兰所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1972年在一次生态博物馆的会议上，学者们希望，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展示，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