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生标志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 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面前，米德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大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迫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上样，米德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们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人们就不难感到米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生活先后导致了米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一次和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黑莓的冬天》的自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结晶”。

40年代以后，米德的视野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尽管她能够以生动、明皙、幽默的语言，在调侃和谐趣之中将原始文化中的珍闻野趣娓娓道来，但她从不有意强调这种异国情调。相反，她总是着眼于当代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发展。从二次大战中同盟国的联盟、战争中的士气增衰，到大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以及学生运动、性解放和代沟问题，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她将早年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人类学知识运用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男性和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的研究》 （1949年）、《古老的新生：1928年至1956年马奴人的文化变革》（1956年）、《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种族漫谈》（这是她和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关种族问题的谈话录），都是她后期负有盛名的鼎力之作。而她在动手撰写自传《黑莓的冬天》之前写成的平生最后一部著作《文化与承诺》，在她众多的后期著作中则更为出色。

《文化与承诺》的副标题“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标明了这本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个人人都能发几句议论，或慷慨陈辞有之，或据理力争否之的问题，米德独辟蹊径，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如果说她15年前写成的《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进化中的“连续性”，那么，作为该书的妹妹篇，在《文化与承诺》中，米德首先强调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