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质疑，这一观点是列维·斯特劳斯坐在他巴黎的书房里阅读亚马逊河地区传教士的报告时想到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构建于对事实并未有意识的人们的头脑中。”（列维·斯特劳斯1970：12）另外，根据德里达（Derrida）的“自由游戏”理论，文字通过将其放置在先前语境的对立面上才能获得现有的含义。每一种文字的用法都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最终会被不断演变的含义所抹去。
由于格尔茨（Geertz）（1988）、尚克斯（Shanks）以及特利（Tilley）（1987）等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和考古学领域中获得了坏名声，因为它对跨文化研究持一种明显的失败主义的态度。这些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观点提出质疑，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家能够保持中立，以实证性的方法记录他文化的奇风异俗，并能客观科学地阐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他文化的传统对我们来说是封闭的、难以获取的，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语言和象征体系是与我们的主观文化习俗相关联的，还因为在重新商榷时这些习俗本身通常是具有主观性的。含义是由语言本身所创造的。在所能获得的、一种文化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语义翻译之中，并不存在某种普遍基础。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研究他文化成员从岩画艺术中获取信息的方式呢？对于岩画和雕刻是否确实有一套正规的解读体系？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德里达（Derrida）的研究开始逐渐学术化(1976,1978)。像德里达（Derrida）这样的激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仅仅是史前艺术不可被解读，就是近几年来由各自不同文化传统所表述或创造出来的事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一旦岩石上的画风干了以后，即使是它的本土解读也变得不知所云了。为了反对德里达的消极立场，我有必要指出，人类学所能获取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是有重要差异的。
一、关于交流的一般理论
要探讨德里达（Derrida）的理论，我们要先简单回顾一下交流（communication）理论的发展历史。尽管，卢梭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语言起源于一组共享的、且约定俗成的意义体系，使用符号进行交流的相关理论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三位学者的研究。1906年至1911年间，索绪尔（Saussure）在日内瓦进行了意义理论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皮斯尔（Peirce）和莫里斯（Morris）在美国进行了符号学理论的研究。
皮尔斯和莫里斯根据符号表征对象时的不同方式对符号进行了分类。例如，指示性的符号，像手指一样指向所要表征的对象（“那个人”）。形象性的符号，比如一匹马的图片，或拟声性的发音（嗡嗡，唧唧喳喳），它们皆具有所表征事物的些许特征。这也被称为象似性。符号是硬性规定式的与其所表征的事物相关联，任何一种语言中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如此（皮尔斯1931，莫里斯1938，尤指，24，47参见我的论文“结构和艺术能动性”）。
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两个要素，即内涵及其外在表达，即在表述时的发音。发音是能指，内涵是所指。它们一起构成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硬性规定特性引起了索绪尔的兴趣。他不太赞同拟声法是语意起源的说法。索绪尔认为，发音和语意之间的关联完全是由文化习俗所决定的。每个语言符号的含义都是由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例如，最近的英国气象预报员会说，“晚间零星小雨会让位于阵雨”（由此我推断，“阵雨”比“零星小雨”更强烈。）对于索绪尔而言，语言的属性就如涂尔干所提出的“集体意识”，它能够在社区个体成员之间长久留存并不断发展。
完备的交流理论必须把两个要素都考虑进去。
式样(标示)内涵
对象 发音/图样 含义
根据德里达的臭名昭著的理论，符号在被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会不断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