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玀玀之种二，而男耕女织习尚简朴，衣冠礼仪一如汉人，惟彝语尚未尽改，居山者，男子裹头跣足，以草束腰，女彝耳带铜环，披羊皮，事耕鑿（凿），于诸彝中向化最先，盖其质性原与汉人不相远也。……黑玀玀……衣短青衣，髻向前，以布绕其髻，出入配短刀，性嗜酒……女长裙细褶……蛮娘能在织连钱锦贝，饰花裙百褶”。[3](卷2《风俗》，209-210)
咸丰四年所修《兴义府志》上也记载：“兴义县有苗四种，曰仲家，曰侬家，曰倮儸，曰僰人”，[4]（卷41《苗类》，384）“倮儸男子服色青白布，女人辫发用青布缠之首，戴梅花，耳垂大银环，衣长，裙以二十一幅布为之”[4]（卷41《苗类》，389）咸丰《安顺府志》说：“倮儸，男子服青白布，女人辫发。用青布缠首。戴梅花。耳垂大银环。衣裙皆长，裙以二十余幅布为之。”[5]（卷15《风俗》，14）《皇清职贡图》中贵州威宁“猓玀”安氏土司的服饰描述为：“男青布缠头，短衣大袖，女辫发，亦缠以青布，银花贴额，耳垂大环，拽长裙三十余幅。”[6](卷8，979)另有画像对比，此画像中，男子左耳戴环，穿鞋绑腿；女子青布缠头，耳后有飘带垂至胸前，飘带上有装饰。笔者在隆林彝区考察时，曾采访两位近百岁高龄的老奶奶，她们说：“小的时候听老人讲，以前我们这里的女子有在脑后挂银饰，并有几串银链自然垂下，长至前肩以下。”
民国25年编撰的《册亨县乡土志略》上记载：“白倮儸尚白色，黑倮儸尚青色，但男人所衣与汉人无异，间有着耳环项圈者，此微又有不同耳，妇女服式相沿未改，白黑倮儸妇女穿裙扎边，衣亦喜用镶花缘边”。[7]（第九章《风俗》,45）雍正《安南县志》曰：“彝属三种，佥以青白布蒙首不冠，蓄发不薙”。[8]（卷1《舆图.风俗》）
上述文献中，对彝族服饰的描述大同小异。此时，彝族妇女尚能自制衣服，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黑彝服饰可用锻帛等高档面料，白彝只能用麻料；黑彝尚黑，白彝尚白。服饰的总特征为：男子椎髻向前，以布缠髻，戴（左）耳环，出入佩刀，女子上衣长，束腰，下穿百褶长裙，赤足（土司及统治者穿鞋），男女皆披毡或羊皮，喜用银装饰身体，如银耳环、银花额贴、银链等。到了清中期以后，白彝已有不同程度的汉化，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衣冠礼仪一如汉人”的情况。
三、“新”“旧”之间：清末民初桂西北彝族服饰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隆林地区因大量种植鸦片而与外界往来更为频繁，这一时期是“新”“旧”文化不断交织、碰撞的时期，传统服饰作为最敏感的文化要素也自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一）“苗”化之中的彝装
《西隆苗冲纪闻》载:“住于苗冲者，尚有果羅及来子二种人，通常亦被曰为苗子，然除言语之外，他固无以异于汉人也。”[9]（36）“苗族虽以服装而异，但苗男之服装，并无差异，即与一般客人，土著，及果羅，来子诸族，亦无二致。其服装多好蓝，白，青，黑诸色，与他族无大差别；盖别色无从购买也。其布多为麻制，不产棉故也；近来也有穿土布及洋缎者矣。其衣右衽，其裤脚宽大至一尺四五寸，亦与大多处地方之汉人无异。”[9]（33）又说“巴结保旧名果羅亭，……果羅当与偏苗往来，多已偏苗化”[9]（37）又据《岭表纪蛮》载：“镇边西隆之猓人，男子服饰与童子军衣逼肖，唯当胸对襟处，镕锡为花以饰之；裤短及膝，裤脚绣花辫；女子装束类苗人，而腰部裹以树皮，其状尤为特异。”[10]（63）
上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一时期西隆各民族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