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新国画运动分析
亢宁梅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中国画的改造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个改造不是基于艺术的必然规律，而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下被动进行的。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传统的中国画经历了“新国画”“新山水画”，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山水画，最终完成了对高雅文人画的改造，国画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图像。
关键词：新国画；文人画；国家意识形态；感情结构
历史上，每当新的意识形态确立、社会转型之时，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总是伴随着这个历史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中国画的改造问题的论争也不例外。
一
1942年诞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解放区开始,其指导精神遍及新文艺运动的各个领域，也包括传统的国画。
1949年4月，《新国画展览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第一次出现了“新国画”这个名词。刚刚进城的解放区新画家们，他们的作品里出现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画中从未有过的农人，热闹红火，描写了他们的新生活，如《翻身游行图》《庆祝五一》等，的确令国统区的老画家们耳目一新。江丰指出:此次展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些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1]国画题材的改变，预示着以后艺术形式和审美功能的改变。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组织了“国画讨论”专题，率先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文章指出：一部分国画家“深切地感受到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创作内容的转变，是改革国画的重要关键，也是新国画区别旧国画的主要标志。”[2]同样也是在这篇文章里，蔡若虹提出了“新国画”主要“新”在内容，“新”在目的。此后又发表了江丰的《国画改造第一步》、王朝闻的《摆脱旧风格的束缚》。王朝闻从审美实践与审美观关系的角度指出:“旧风格的改造主要依靠于生活实践及思想感情的改造，特别是真正的为群众服务的热情的培养，曾经长期熏陶在封建艺术里的我们，单纯的在表现形式本身用功夫是很不够的。”“但要紧的是：首先要严格的深入的检讨我们的审美观念，首先要割舍尚存在的，对于旧形式，旧风格的偏爱（特别是文人画及欧洲现代诸流派）。”[3]（116）问题的关键是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抛弃旧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同年8月10日，成立了以“革新国画”为宗旨的“新国画研究会”。
舆论的呼声还在进一步提高，力度在加大。1950年，刚刚创刊的《新建设》杂志发表了徐悲鸿的《漫谈山水画》。作为当时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徐悲鸿认为在“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天，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也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亦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溪、石涛的山水吗。”[4]（9）徐悲鸿肯定了艺术的土壤是现实主义，功能是教育鼓舞作用，直接否定了历史上有极高成就的文人画，否定了艺术的“闲情逸致”作用。
这个改造过程是艰难的。李可染创作了《土改分得大黄牛》，潘天寿创作了《丰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