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评和否定。要实现这种转变，对文艺家“情感结构”①的改造是关键。艾青们通过深入民间，挖掘改造灵魂，从自由艺术家变成革命人，改变了自我，也改变了艺术。当这种改变成为“历史必然要求”时，艺术的走向也明确了。比较一下三个“新国画”概念，无一不强调“内容新”、“形式新”，要做到这些，主要依靠改造思想感情，最终泯灭与民众的距离，也泯灭了艺术家自我，艺术统一于“科学的现实主义”大旗下。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做了简短讲话，数次提到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周恩来在具体阐释中又将“人民”进一步具体化为“解放军”、“中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即“工农兵”，也就是说文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工农兵（人民）服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当代中国艺术走上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纠缠扭结的不归路。
二
这一时期，政府不断介入艺术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从1953年起，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多次组织画家到北京近郊各风景名胜点写生，开了以后“集体创作”的先河。1953年7月，举办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共展出280件作品。同年5月5日至15日，美协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蔡若虹作了关于创作问题的长篇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画继承传统的问题。蔡若虹认为：“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请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让画家们接触现实生活，同时养成具有表现实际物象的能力。近年来有些画家这样做了，山水画家到名胜地区观察了真山真水，花鸟画家也观察到了真花真鸟，人物画家也进行了人体写生；有些画家制作了不少的写生习作，有的画家根据实际观察的印象创作了一些作品；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继承中国古代‘师造化’的优良传统方面一件大大的好事。同时，我们必须认清，‘国画’家进行写生活动还仅仅是开始，萌芽是不能一下子就变成绿叶婆娑的，开始接触生活实际的画家也不会马上就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从进行写生到从事创作，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就从根据实际物象的写生活动或根据现实生活的创作实践来说，它本身也还有一个从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应当承认，我们‘国画’方面的写生习作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都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可是却有人提出了疑问。提倡写生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艺术就是这种‘如实地反映现实’吗？‘国画’创作难道不要学习古人的‘经营位置’和‘传模移写’吗？这些问题是应当提出的，可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不能忘记事情的发展过程。”[6]（133）1953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展览的作品题材变了，劳动妇女、军属成为主要表现对象。王朝闻充分肯定了它们的成功，认为“旧技法完全可以反映新生活”。1954年开始组织的大规模写生活动，改变了文人画“经营位置”、“传模移写”、聊写胸中臆气的模式，摹写真山真水，但目的更是山水间活动的人，试图以视觉形象重塑人与山水的关系。惠孝同的《崂山图》一片烟云秀色，以屋舍点景，题跋“工人疗养院”，把旧图式变成了新山水画。钱瘦铁的《抗美援朝进军图》一派北地崇山峻岭，点插人物，以题名凸现时代主题。
我们知道，文人画曾经是中国画的极至，或淡远，或寒荒，在虚灵的山水烟渚中寄放了士人们自由的心灵。无论元四家，还是吴门画派，清四僧，四王，都执着地表现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