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民间艺术家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处于上述民间艺术家外围，技术不成体系、也没有艺术家身份的“异端艺术家”群体同样以民间艺术为营生，并乐在其中。民间艺术研究有必要将这一群体及其所创造的艺术纳入研究视野，也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民间艺术生态的整体认识。西方审美人类学大多将研究的焦点对准非洲，而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又通常集中于对面具和雕像所体现出来的美的观念的探讨。与此不同的是，少数学者注意到了非洲艺术中的“有意之丑”（‘intentionalugliness’）。荷兰莱顿大学范丹姆《非洲面具中的“有意之丑”》以面具为主要例证，讨论了丑面具的三种功能和语境。一是表达对不道德的品行或自私行为的谴责，二是引起恐惧，威慑旁观者，三是刻画小丑形象，娱乐民众。
民族志、跨文化研究和批判性反思是人类学的三大方法论，而“他者的眼光”则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但回顾以往的研究，无论是传统的地域上的他者，还是近些年有些学者倡导的时间上的他者，都是在人类的范围内言事，因此难以批判造成地球生态灾难的“人类中心论”。人类学研究有必要跳出人界，展开对“物”这一人之他者的研究，从而在新一轮的批判中，获得新的见解和认识。天津工业大学孟凡行《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梳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田野研究实践，认为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多学科理论的集成研究是较为可靠的研究路数，并通过分析从功能、形态到行为的物质文化研究转向，提出了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的研究路径。
人类学研究从封闭无文字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向的过程中，共时田野与历时文献迎面相遇，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次会议有多篇文章涉及此项论题，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再思考》一文，指出西方研究范式下的民族音乐学注重当下音乐事象的共时性研究，缺失了历史学历时性研究的维度。呼吁民族音乐学，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历史国度开展民族音乐研究，应该将历史和当下接通，在历史的厚重维度中审视当下民族音乐样态的鲜活，在历史眼光和人类学眼光的双重审视下，完成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洛秦《音乐田野中的城市思维与历史维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通过对音乐和音乐学以及音乐研究的反思，认为长期以来，音乐界习惯于把音乐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可资欣赏和审美的形态看待。实际上，如果联系音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以及与人的关系来看，它作为文化之一方面，在人类历史进程和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洛秦团队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上海音乐家的作品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审视其动因以及这些作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此研究理念基础上完成的民俗音乐史，便是对历史——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成功尝试。
传统民族音乐研究本、主体二分造成的学术困境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反思。在以往有关民歌的研究中，往往有本体和主体分裂研究的习惯，音乐学注重本体研究，也就是研究“民之歌”，民俗学、人类学等注重主体研究，也就是研究“歌之民”，学科取向不同造成的二分使民歌研究脱离了原生语境，从而很难得到完整的认识，借助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可较好的将本体和主体弥合，通过语境还原，达到对民歌从艺术到文化层面的认识。广西民族大学范秀娟《“民之歌”与“歌之民”：民歌研究的双重维度》一文，认为当下的民歌研究完全可以且应该混合“民之歌”即“人的音乐”研究与“歌之民”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