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雅”而贬责与“旧式”相左的形制；认同简练的造型，而抑斥繁杂的造型，这显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三）器物的工艺装饰
诸多情况下，器物形式上的美学处理往往通过工艺装饰手段来实现。因此，工艺装饰是影响器物审美品格的一个重要元素。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常以一己之审美情趣与艺术涵养，运用“雅”、“俗”或与其意相近之词，对器物上的绘画、髹漆以及雕刻等工艺装饰进行优劣评判，鲜明而具体地体现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作为“格韵兼胜”的画家，文震亨无疑会以诗情画意的眼光来审视器物上的绘画。关于灯，文震亨以“四方如屏，中穿花鸟，清雅如画者为佳”，至于人物、楼阁图案，则觉得不甚雅观。[2](272)关于帐，文震亨对用画绢做帐，上面画有山水墨梅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此皆欲雅反俗”。[2](333)由文震亨对器物上之绘画的评价来看，其崇尚清新素朴之“雅”，抑制绚丽矫揉之“俗”。就此而言，文震亨在器物的工艺装饰上所秉持的无疑是尚“雅”卑“俗”审美观。
在器物的髹漆方面，文震亨也可谓有其独特的好恶。例如，论及交床时，文震亨指出：“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2](237)言及研匣时，文震亨强调：“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雕红、彩漆，俱俗，不可用”；[2](301)谈及图书匣时，文震亨认为：“剔漆、填漆……俱不雅观。”[2](311)
在对器物之髹漆所表达的好恶中，文震亨著以“俗不堪用”、“宜”、“不可用”、“俗”、“不雅观”
诸词，其尚“雅”卑“俗”审美观全出矣。
此外，在对器物之雕刻的论述上，文震亨于《长物志》中也时时流露出尚“雅”卑“俗”审美观。在“几榻•天然几”篇中，文震亨倡导“略雕云头、如意之类”，至于“龙凤花草诸俗式”则“不可雕”；因为在他看来，“云头、如意”简洁、素朴、雅观，但“龙凤花草”则显得繁杂、绚丽、颇为俗气。[2](231)在“海论” 雕刻时，文震亨以宏阔的视野论道：“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至于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2](318)此处，“贵”、“绝佳”与“终是恶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
二、《长物志》中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成因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形成的原因有哪些？笔者认为，文震亨人文精神的物化与其对所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共同促进了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形成。其中，在其人生经历与所处时代背景之中所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神，则是其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形成的关键。
（一）人文精神的物化
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于万历十三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父为文徵明，其兄为大学士文震孟，是所谓“簪缨世族”的贵介子弟。文震亨递传了其家风，既工于诗，又善于书画，其画“兼宗宋、元诸家，格韵兼胜”。[2](423)其以“琴书名达禁中”，官至中书舍人。但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