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时柄国者为公（即文震亨）诗酒旧游，不堪负荷，公亦不为之下。渐不能容，上疏引疾，奉旨致仕。”[2](426)明•弘光二年，值清兵攻陷苏州，文震亨闻剃发令下，悲愤至极，投水自杀，虽被家人救起，但后绝粒而死。综观文震亨的一生，可知他是一位受过封建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艺术修养、高尚而不同流俗之人格情操的文人士大夫。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雅”在儒道互补的多元动态系统的赋予下成为了士人阶层独特的审美文化符号，反之即为“俗”。 由士阶层分化而来的“文人”，深受儒道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尚“雅”便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审美文化及精神的传扬，作为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震亨承继了尚“雅”的人文情怀，这正如其在《长物志》中所言：“至于萧疎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2](37)
虽然文震亨存有“兼济天下”之抱负，但因其所生活的晚明正值政局混乱、动荡不堪时期，而他又不愿与当时的“柄国者”同流合污，于是，其政治抱负终难实现。政治上的不得志，致使文震亨不得不将其人生的关注点“由纯粹精神层面不断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3](327)以在市井生活中寻求心理上的“闲适”。
作为失意的文人士大夫，文震亨自觉地、执著地将自己的人格与精神追求即人文精神，物化到其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中，甚至细致入微到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之中。而尚“雅”卑“俗”作为文震亨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层面，毋庸置疑地会融入、渗透到其对器物的品评与鉴赏之中。因而，器物著上了文震亨人文精神之色彩，成为了其审美理想的载体之一。
（二）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
如果说人文精神的物化是形成文震亨尚“雅”卑“俗”器物审美观的一个内因，那么，将这种审美观付之于笔端并行之成“编”的外因则是文震亨对其所生活的特定时代之社会风尚的理性批判。
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经过前期长时间的积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井之间也日趋繁华，这促使了该地区市井平民阶层的急剧壮大，空前兴盛，并“形成了一个具有群体联系与自觉要求的社会利益集团，开始侵蚀、改变着既往中古封建社会的结构、面貌”。[4](68)诚如袁宏道在《新安江行记》（《袁宏道集笺校》卷三）所载：“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作为市井平民阶层之重要组成部分且拥有着众多财富和较强消费能力的商贾，在醉饱之余，也好附庸风雅，收藏“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古玩、图书、字画，研习诗文，以求提升其社会地位。然而，由于缺乏高雅脱俗的人格及深厚的文化修养，这些好附风雅的商贾“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2](10)
面对以上的社会风尚，文震亨“慨然实深”，以理性的眼光予以了辛辣的批判：“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岁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奢言陈设”，[2](246)并欲以自己对器物尚“雅”卑“俗”的审美观念或态度来纠正和引导市民阶层不良的审美价值取向。而这也正是文震亨撰写《长物志》的重要原因，因为他在答时人沈春泽之问时就说：“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提防之。”[2](11)
尚“雅”卑“俗”审美观是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坚守始终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