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入口，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由红色乌托邦与乡愁乌托邦这两种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两种乌托邦的动态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自1894年甲午海战以来文学、艺术包括时尚的情感逻辑。由于这种双螺旋结构，中国社会的审美现代性，艺术中的先锋派和时尚中的审美品味，都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辩证和矛盾状态，而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审美意义和伦理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滑动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民族主义成为情感结构中十分活跃而凸显的部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和阶级关系，如何分析这种民族主义的社会意义，成为当代美学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东南大学的孟凡行在题为《地方性、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的创新》的报告中也对艺术民族志研究中的情绪情感研究有了论证，他认为不同于艺术哲学和美学，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一定地方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在对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前者更多是通过对地方艺术界的历史和功能、结构和运行、艺术的法则等的研究，阐明作为艺术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夯实历史、社会和文化层。后者则更多是对艺术的能动性、艺术界中人的情感、感受等的考察，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知识浑融共成艺术民族志，两者的结合，特别是地方感的视角为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第三，新的民族志方法论的提出，即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以下几位研究者的报告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上，尤其是资料种类的多元性上，有突破性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题为《敦煌女性观音图像叙事与民间传说叙事的互动与文化传播，兼谈我国观音信仰的本土化与女性化》的报告，通过对比敦煌图像中的女性观音叙事与民间妙善公主的传说相契合，充分显示了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敦煌石窟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敦煌观音不仅仅造像显示了中国民众接受了观音文化信仰，又改变了观音文化的智慧，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独特性的特征。该报告运用各种时期的图像、民间口头传说、碑文文献以及田野调查中的仪式相结合从而对中国民间信仰以及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崔洁做了《图像、仪式与乡村礼治——基于潍坊地区家堂图像及祭祖仪式的考察》的报告，她同样从潍坊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家堂这种视觉图像为切入点，通过对潍坊地区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考察，深入分析和研究家堂图像在祭祖仪式中的具体作用，图像与仪式的关系，以及它作为祖先信仰载体所发挥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家堂图像的社会文化功能会通过个体影响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发挥、施展，以至对整个乡村礼治秩序产生积极影响。他们的研究，为艺术人类学的视觉研究开创了一条从图像叙事出发的多元化证据法。
第四，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艺术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纵深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色音教授《少数民族题材新年画管窥》梳理了20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界学者对于民俗艺术的关注和促进，并详细阐述时代更替下，年画题材的演变，探讨了政治与民间艺术之间的关系。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的《乡民艺术：礼俗互动中的地方建构——以20世纪鲁中山区洼子村为个案》发言以一个田野个案为例，详细的调查了山东洼子村的组织结构方式，为研究当地的乡民艺术与当地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教授发表了题为《论<乐记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品格》的报告，她认为该著作将“声”“音&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