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出版，标志着现代人类学的诞生。该书最大的贡献是创用了田野民族志方法。自此，民族志方法成为人类学学科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断推进人类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现代人类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如功能论、结构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均是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撰写高质量的民族志报告的基础上建构的。正是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方法的相互促进，才使人类学出现了如今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多方向并举的繁盛局面。
艺术人类学20世纪末才进入中国，但学科发展迅速，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标志其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过十年的发展，大量使用人类学方法撰写的有关艺术的民族志或准民族志的出现，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看到，由于对人类学理论或艺术学理论的隔膜，这些民族志整体质量仍有待提高。
学界对艺术人类学的定义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因此，谈艺术人类学和艺术民族志首要的问题是明确艺术的特点。艺术这个词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脉络里有不同的含义，但进入现代学术语境后，却呈现出一个基本的方向。那就是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早已超越绘画、音乐、舞蹈等单数的纯艺术（Fine Art），而变成了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写的复数的艺术（Arts），即常被我们与科学相提并论的大艺术。
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思维逐步成为主导。现代科学作为理性启蒙的最大成果而被推崇，科学思维几乎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科学思维笼罩下的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发展的无限性，被无尽的欲望控制，展开激烈竞争。人和人、人和自然硬碰硬，板结成“硬社会”。但人终究不是整齐划一的机器，活着就需要意义的支撑。与科学对举的艺术所具有的情感力和先锋力便是社会的软化剂。前者借“美”之名，使人的注意力转向，关注身边的美好，降低生活节奏，体验活着的感觉，反思生之意义，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化。后者以其无比的活力和不可挡的锐气，给看似无解的人类前途辟出新路，这是源于艺术思维并和科学思维不同的特点。科学思维是一种基于数学的单向的线性思维，通过偏理智的直觉作用于行动，追求精确。而艺术思维是一种基于诗学的多向的发散式思维，通过偏感觉的直觉作用于行动，追求混沌多元的地方和个体意义。人类社会目前的局面是这两种思维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逻辑下，全新起点的艺术民族志既需要对艺术界做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描述，即对艺术界中社会事实的观照，更要对传统民族志较少观照的艺术界之艺术性，如艺术参与者的情绪、情感、眼光、鉴别力、判断力、趣味、喜好、悟性等进行全面研究。就一个具体的艺术场域而言，前者更多是对艺术场域之地方性的研究，后者更多是对艺术场域之地方感的研究。地方性具有客观性、制度性、群体性、长久性的特征。就世界范围来看，地方性是在反思全球化的过程中的新发现。就中国来看，历史上便有地方和地方性，地方性因近些年文化遗产运动的影响，而日益为地方所看重。
地方性因克利福德·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卓越研究为世人所知，其主旨是通过地方社会里的人文关系看世界，而非研究地方，所谓“在农村中研究，而不是研究农村”。这种理念反映在艺术民族志的地方性研究里，应是通过对艺术世界的结构和运行、艺术的历史和功能、艺术的法则等“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研究，阐明作为艺术世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为整体的艺术民族志夯实历史、社会和文化层。
地方感则最早源于著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研究，他将人的感觉引入空间和地域，从而重新定义了地方（place）一词。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