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其二，“书伦撰修《西昌县志》载：……唐开元间，有邓耿诏者，六诏之一也。南诏欲并五诏，因星回节召五诏令饮于松明楼。邓耿妻慈善，惧难止夫勿行，不听，乃以铁钏约夫，背而别。比至南诏，火其楼，诸诏寻夫骸不可识，独慈善以钏故将其骸以归。南诏异其惠，以币聘之，善以夫未葬为辞，既葬乃于樱城自守。南诏以兵围之，三月食尽，善盛服端坐饿以死，南诏寻悔，旌其城曰德源。今滇俗6月24日，比户所松焉。燎长丈余，入夜争先燃之，用以照田祈年，以炬之明暗卜之丰歉。戚友会聚，剁牲饮酒，夷汉同之”；其三，“远古的时候，天上的一个大力士和地上的一个大力士摔跤，天上的大力士被地上的大力士战胜，狼狈地逃到天上，在天神面前拔弄是非，于是天神不分青红皂白，迁怒于人间，遣派大量的害虫到地上糟踏庄稼，危害人民，人们点燃火把到田间驱除虫害，战胜了天神，这天正好是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彝族人民把这天定为火把节”[6]。见于“百度·百科”所辑录的这三个传说，从故事类型看，或传自口碑，或见于文献，有神话性表述，有历史性叙事，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以上传说，如辑录者所言是关于彝族火把节的众多传说中“较为普遍的几种说法”，也就是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诚然，火把节传说众多[7]，也可以有诸多解析。由于行文篇幅有限，笔者暂且放下因时代、地域、社群而异的这个“诸多”，就立足文化人类学，从读解这三个传说出发，再结合其他方面，努力透视彝族火把节的人文意义。比较上述三种传说，传说一和传说三所述内容透露出更久远的根基，它们讲述的是彝族社会中铭记着古老文化记忆的“神话历史”，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彝族先民的“神话生活”。关于火把节起源的诸如此类神话性叙事，在彝族地区流传最广，也最为普通彝族百姓所耳熟能详。纵观彝族火把节传说，正如彝族学者所指出，“火把节传说有很多异文，虽来源各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其文本结构都按人与神的斗争─→人战胜神─→神进行报复─→人再次战胜神─→庆贺胜利和夺得丰收的叙述程式来结构故事。这些不同的文本都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都是以宣告人的胜利、神的失败而告终的，这与神话中以神为主导的叙事方式是不同的”。[8]此外，《西昌县志》则记载了跟唐代大理六诏历史有关的一个烈女型故事，在地域性叙事中她被称为“慈善夫人”，说她“美貌又能干”，在蒙舍诏主皮罗閤搞阴谋烧死连她丈夫在内的其他五个诏主后，拒绝了皮罗閤的逼婚而最后“投身洱海”。由于这种烈女型故事，也有说法称“火把节是纪念古代一位彝族女性的节日”[9]。纵观彝族民间文学与民俗生活，其中不乏跟女性发生联系的传说故事，也体现出彝族社会历史上某种未必不明显的尊崇女性情结[10]。然而，无论从故事发生的时代看还是从道德化的历史叙事看，较之洋溢着初民诗性智慧光辉的传说一和传说三的口头叙事，传说二无疑是后起的（且不说该故事的地域性）。当然，不管故事是早起还是晚起，对“人”的颂唱、对“人”的赞美都是彝族火把节及其起源传说中最最耀人眼目的主题，而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文化”又是以对善的张扬和对恶的抗击（不管这“恶”的主体是神还是人）为基调的。
关于火把节起源，彝族学者所著《凉山彝族礼俗》辑录的三个代表性故事与上述稍有出入，如其中女性故事讲述的是彝家美女拒绝荒淫残暴的汉官逼婚而宁死不屈，又带上了表露族群意识的叙事特点，其曰：“很早很早以前，彝区地域辽阔，遍地居住着彝人。彝家的姑娘十分漂亮。特别是阿诗阿娜美得无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