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全是普通农民,古代有乡绅，秀才等文化人，这些人或可属于大传统的文人阶层，或可属于小传统的市民阶层,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乡土社会，他们甚至是地方知识建构很重要的力量。鉴于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且与本文所论关系不大，故此，本文对农民共同体人员构成不做详细区分，只是以乡土社会大部分农民群体作为观照对象，其他情况留待以后再做深入探讨。
一
民间小戏，顾名思义即是“民间”的戏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民间”是个比较模糊、复杂的概念。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民间”这个概念“周围存在一批家族式的术语：大众、民众、平民、人民、劳工、工农兵，如此等等。”[2]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范围很广泛，层次也不单一”的“庞大复杂的综合体。”[3](P.3)是集结了不同地域、民俗、血缘、信仰及各类阶层等人群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个由多元复杂的共同体组成的“文化圈”。
关于文化空间，众所周知，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他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尽管这一概念是针对墨西哥乡村地区提出的，但是，它对中国文化空间分层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1993年台湾学者李亦园在他的《人类的视野》一书中对中国文化做了“上层的士绅文化”与“下层的民间文化”的划分。为便于论述，我们将此称为“二分说”。他指出：中国“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并且关照于社会秩序伦理关系上面；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不善于形式的表达与哲理思维，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所需为范畴而出发，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质朴的”。[4](P.143-145)李亦园的“二分说”明确了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并对各自传统的特点进行了说明，显然，这是李亦园“二分说”理论的贡献所在。
需要注意的，与李亦园“二分说”不同的是，民俗学家钟敬文在长期探索民间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由“上层社会文化——中层社会文化——下层社会文化”组成的“三分说”理论。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3](P.3)他还认为：这三种文化彼此并不是割裂、互不相干的，由于它们都是在一个社会共同体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它们虽然性质不同，各具特色，却仍不免互相关联，互相错综。[3](P.3)
钟敬文的“三分说”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李亦园的“二分说”有很大区别。无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还是李亦园的“二分说”，都只是从大的方面将民间与官方（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做了区分，并未对庞杂的民间空间进行再分层，因此，民间的边界、范围仍显得过于笼统、模糊。钟敬文则不同，他在关注上层文化现象的同时，重点对“民间文化空间”进行了再分层，明确了民间文化空间是由“市民文化的中层文化”和代表“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底层文化”组成的理念。应该说，钟敬文的“三分法”理论不仅是对“大、小传统”及李亦园“二分说”文化分层的发展补充，而且，由于他的观点显示出强大的整合功能，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