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西方专业音乐的输入
除了丰富、多元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室内乐是源于欧洲的一种中小型器乐体裁形式，是西方音乐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庞杂的音乐体裁。因此，西方专业音乐的输入是室内乐形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1. 内蒙古东部北邻俄罗斯（之前称为苏联），深受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影响
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大批外籍人员进入内蒙古东部，他们中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音乐爱好者在长时间的交流中促成了西洋专业音乐在内蒙古东部的萌芽与传播。“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俄、日、德、美等国正式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呼伦贝尔城正式开辟为对外商埠，经济的入侵间接加强了文化的交流。”[5][6]“原呼伦贝尔艺术学校校长张杰是小提琴家伊娃·特贝尔的学生。单簧管教师嘎尔迪、姚玉恒都先后跟随白俄罗斯老师学习单簧管。”[7]这说明，早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洋专业音乐已经在呼伦贝尔盟地区萌芽，逐步深入。
2. 西方专业音乐教学制度的建立
1932年3月1日，日本在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中国东北部地区建立满洲国。这期间，除了物质侵占，文化侵占也是奴化政策的重要手段。满洲国时期，东部地区形成了以日式西方音乐教育为主导的专业音乐教学。专业音乐院校和“乐员养成所”陆续建立：如“兴安盟兴安学院、兴安北省的海拉尔兴安学院、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王爷庙教师养成所、扎兰屯教师养成所、海拉尔临时教学养成所等。”[8]这些教育机构在音乐课程设置方面专业、全面，课时安排系统、科学。西方专业音乐教学制度的建立为内蒙古专业的音乐教育奠定了基础，储备了人才（如美丽其格、莫尔吉胡等）。
3.专业音乐团体的建立
满洲国时期，内蒙古东部的音乐团体主要有“王府乐队”和“日本随军剧社”。王府乐队吸纳、培养、挖掘出大批演奏经验丰富、天赋异禀的民间艺人（如色拉西、孙良等）。“乌珠穆沁王府乐队为他们所表演的雅托克、马头琴、三弦和四胡的合奏，旋律雄壮、气氛热烈。酒兴之余，王爷还即兴唱起了赞颂成吉思汗以及蒙古圣山的长调……”这是日本学者小池秋羊在其所撰写的《遥远的蒙古：内蒙古纪行》[9]中对于乌珠穆沁王府乐队演出的记述。当时蒙古族传统器乐合奏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器乐合奏形式的规范，突破性的进行了器乐的重组。同时，在海拉尔地区，还存在“随军表演的音乐社团”，这些乐团对蒙古族地区专业乐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室内乐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二、蒙古族风格室内乐的形成之意识空间
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不同，它是“主观活动的功能性运转本身，其实质是主体意识活动的现实操作与运行。”[9]因此，可以说对意识空间的界说是有难度的。笔者在这里探讨的是以蒙古族风格室内乐创作者为主体的意识空间。虽然，意识空间是主观概念，是伴随主体的意识活动产生的，但是根本上依然受外部客观存在的物质空间的制约。
对于蒙古族风格室内乐而言，意识空间表现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作曲家或演奏家的情感认同与审美品位，其二，是作曲家或演奏家通过某种象征性的音乐符号（如特定的和音元素、典型的旋法、音声模仿、特定演奏法、代表乐器的运用等等）体现其意识空间，这两方面都这使得蒙古族风格室内乐的创演者具有变化与固定的双重性。在创演的过程中，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是相互融合的，创演者在两者之间寻找契合。
音乐作品分析，一般以音乐本体作为切入点，试图还原作曲家的思维过程，有时会通过对作曲家或演奏者的采访，更具体的进行还原。笔者试图从意识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操作与运行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