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穹庐是否“总是把门朝向南方”
阿尔丁夫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13世纪欧洲旅行家鲁不鲁乞、马可波罗等无不认为当时蒙古穹庐的门“总是朝向南方”。多桑辑阿拉璧和波斯文献记载也推波助澜。伯希和也认为当时蒙古人确定方向的方式已由面向东改为面向南了。13世纪之前和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含蒙古）穹庐的门无不东开或东南开以向日。这一事实提醒人们，欧洲旅行家所说的“总是朝向南方”中的“南方”，十之八九是指日出方向的“南”，实为今天的东。前苏联学者Г·P·加尔答诺娃文章披露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推测。
关键词：穹庐的门；总是朝向南方；东开或东南开；向日；“南”实为今天的东
关于13世纪蒙古包的门究竟是朝南开还是朝东开？这个问题不大，但若想说清楚，却也非易事。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是一次尝试。
一、13世纪欧洲旅行家纪行的记载
凡13世纪来过我国的，不问其目的是经济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且留有纪行的，一概称之为旅行家。这里，首先提到的是《鲁不鲁乞东游记》，该记写道：
当他们把帐幕安置在地上时，他们总是把门朝向南方。[1](112～113)
当他们安置帐幕时，把门朝向南方。[1](113)
在鲁不鲁乞看来，当时蒙古人“安置帐幕时，把门朝向南方”，而且“总是把门朝向南方”。所谓“总是”，除了指正在组装和已经组装好的蒙古包的门全是朝南开的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向来如此的意思。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编结其屋之时，门皆南向。[2](147)
马可波罗所说的蒙古风俗，包括“门皆南向”的风俗是否符合实际呢？“马可波罗所言之俗，后之著述所志尽符。多桑曾辑阿剌璧（伯）及波斯记载之文如下云：
蒙古人结枝为垣，其形圆，高与人齐。承以椽，其端以木环结之。外覆以毡，用马尾绳系之，门以用毡，户永向南，顶开天窗以通气，吐炊烟。”[2](152)
至20世纪，国外有学者在谈到布里亚特蒙古人“居室的门”，同样认为“总是建在朝南的方向”。
她写道：布里亚特祖先盛行太阳崇拜，不但表现在他们尚白习俗这一方面，而且表现在他们对待南及南方的态度上。居室的门总是建在朝南的方向。与北相反，南方是蒙古语诸民族在诸多方向中最受尊敬的方向。[3](602)
值得注意的是“户永向南”四字。它表明蒙古帐幕的门不论过去、当时和后世，永远是“向南”开的。这种看法不仅在海外广为流行，在国内学界也不是没有影响。如：
当然，各民族穹庐或帐幕虽然基本构造相同，但也有反映各民族特点而存在的差异。如……突厥式包坐落门朝东，与匈奴、契丹人相同，而蒙古式包则坐落门朝南；其它内部装饰也各自反映其民族特点。[4](613)
本章撰写者冯继钦除援引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主帐南向独居”之外，还征引了国外马可波罗“描绘蒙古合罕的大帐幕”的“入口处朝南”和鲁不鲁乞看到的“板（拔）都的‘斡耳朵’”的“门是朝南开的”以为证据。
蒙古人为什么把毡包的门总是“朝向南方”？有的史学家说：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根据这个方向，蒙古军队通常被分成左中右三翼，左翼在东部，最早由札剌儿人木华黎指挥；中翼的总指挥是八邻族人纳牙……：右翼则由阿鲁剌部族人孛斡儿出任统领。……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这一点是和他们的征服目标相一致的。当他们面向南方时，首先要征服“左面”的中国，然后征服中部的突厥斯坦与伊朗东部，最后再征服位于“右面”的俄罗斯草原，左中右三面像扇子一样展开。[5](211)
13世纪蒙古人的毡包是否“朝南”开门，还是有待证明的问题；即便有朝一日有什么人证明了这个问题，那么，他马上面临一个问题，亚欧许多民族的门大约都是“朝南”开的，表明他们也是“喜欢面向南方”的，不知他们又是怎样解释这一相当普遍的现象？
13世纪时蒙古包的门朝向何方，本来是小事一桩，但由此引发出的问题却大得怕人。要知道：“这个面向南方的地位是和蒙古征服的目标相适应的”。[6](249)这就不能不令人重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二、13世纪之前北方游牧民族穹庐门的朝向
我准备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问题。
首先，古代蒙古语族主要民族穹庐的门全是“东开”的。
第一个蒙古语族民族是乌桓：
……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7](720)
第二个是鲜卑：
……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7](727～728)鲜卑，包括后来各部鲜卑，在“与乌桓同”的习俗中，不消说，包括“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习俗在内。
第三个是柔然：
“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8](267)的柔然人也“俗以东为贵”。
〔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蠕蠕主阿那瓖之长女也……。大统初……文帝乃与约通好结婚，扶风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皆东向。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到黑盐池，魏朝卤薄文物始至。孚奏请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主，故蠕蠕女也，魏帐向南，我自东面。”孚无以辞。[9](56)
第四个是契丹：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
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辽史·国语解》）。
引人注目的还在于，作为辽五京之一的西京所建大华严寺也是“面向东”的。[10](67)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据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我国畜牧逐水草的北方民族中，凡是操蒙古语或其方言的，不仅全都穹庐为舍，而且穹庐的门全都东开向日。在这种情况下，做为蒙古语族民族之一的蒙古族是唯一的例外。他们的毡包的门不是东开向日，而是“朝向南方”甚至“总是把门朝向南方”。这在多大程度是可能的呢？换句话说，鲁不鲁乞和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呢？
其次，让我们将视野再扩大些，即在我国畜牧逐水草的北方民族中，不再局限于操蒙古语或其方言的，将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也置于视野之内。
先看突厥族：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11](910)
附离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12](646)
再看回鹘族：公主出塞，距回鹘牙百里，可汗欲先与主由间道私见，胡证不可。虏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证曰：“天子诏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见，不可先也。”乃止。于是可汗升楼坐，东向，下设毳幔以居公主。请袭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绛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后锐。复出拜已，乃升曲舆。九相分负右旋于廷者九。降舆升楼，与可汗联坐，东向，群臣以次谒。[13](659)
第三看铁勒中的薛延陀：其俗大抵与突厥同。[14](225)
这里所说的“其俗”，当包括“居无恒处，随水草流移”和牙帐“东开”等习俗。
最后，谈谈匈奴。
匈奴是我国史籍记载的第一个“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是游牧文化的创造者，至少是其中之一。前边之所以未谈及它，原因就在于匈奴所操语言究竟系突厥语还是蒙古语，从而属于突厥语族民族还是属于蒙古语族民族，学界看法分歧尚大。匈奴绝不属于林干教授所谓的具有“高鼻”“蓝眼”和“多须”的“突厥种”实即白种，而且是白种中的北欧类型，而是属于蒙古种。夏商周三代族虽异，但迄今未见有人主张人种也不同说。所以，“夏后氏苗裔说”虽荒诞不经，但在证明匈奴人种同华夏无大差别方面，还是颇具说服力的。见过许多降汉的匈奴人的司马迁取这种说法，就更具说服力。同中原民族相比，匈奴人显得“形容魁健”，[7](241)反映的不过是匈奴人同蒙古种的东亚类型有区别，而属于北亚类型罢了。
关于匈奴人所操语言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进展，属于蒙古语的可能性要较属于突厥语的可能性大得多。①从口头民俗来看，匈奴属于蒙古语族绝无问题。匈奴口头民俗中的许多母题，在突厥语民族口头民俗中，能够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很少，而在蒙古口头民俗中差不多全可找到。本人准备写长文论证这个问题。服虔：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同理，匈奴在东胡西，亦可称之为西胡。东胡、西胡，均胡也。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匈奴人既是我所说的同东胡一样的原蒙古人（头曼单于时期）之一，又是同乌桓、鲜卑等一样的古蒙古人（冒顿单于时期以后）之一。匈奴人的穹庐是否也“东开向日”呢？
《史记》《汉书·匈奴传》中无明确记载。只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7](17)
虽无明确记载，但匈奴人的穹庐“东开向日”是可以推知的。我在前边已经指出，无论是突厥语族民族还是蒙古语族民族，只要是“随畜牧而转移”且都住穹的，其门没有不是东开的。因此，匈奴不问其为突厥语族民族还是蒙古语族民族，其穹庐的门也必然是朝东开的，则是没有疑义的。②
将上面蒙古、突厥两个语族民族和匈奴族的情况加以总结的话，便是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
第一，凡是“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民族没有不以穹庐为舍的。
第二，凡是以穹庐为舍的游牧民族，其穹庐的门没有不是“东开向日”的。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即：“盖敬日之所出也”。这不仅适用于突厥族，也适用于所有“牙帐东开”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
第三，在“畜牧逐水草”的游牧民族中，从汉文文献记载来看，均谓穹庐的门“东开”。“此俗（指“牙帐东开”）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共有。”[15](49)必须强调的是，“牙帐东开”的“东”，并非北方游牧民族当时使用的方位概念，而是史学家的概念，反映的是当时中原民族普遍使用的四方概念之一。
三、13世纪之后蒙古穹庐门的朝向
按照鲁不鲁乞和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逻辑，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也就是说，13世纪之后蒙古包的门，当同13世纪和13世纪之前一样，也应是“朝向南方”的。
事实是否如此呢？让我援引20世纪下半叶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让我们来看看各地区游牧的蒙古人所住蒙古包的情况。
其一是新疆蒙古人：蒙古包的门都是朝东开。[16](104)
搭蒙古包时首先要选择好门的位置，门要朝着东或东南，主要是为了朝太阳、背风雪。[17](37)
这种说法较前增加了门要朝“东南”开的内容，而且明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朝太阳，背风雪”。“东南”算什么方向呢？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尝谓言东，东南、东北皆可谓之东”。[18](23)如此看来，“东南”也属于东的范围。
其二是青海蒙古人：青海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一般门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19](97)
其三是甘肃蒙古人：肃北蒙古人搭盖蒙古包的地方选址，讲究包门朝东南太阳升起的方向，选址要在高而平坦的地方……。这些讲究和习俗牧人妇孺皆知，人人遵循从不违背。[20](168)
其四，黑龙江省蒙古人：
……多朝日出方向开门。[21](64)
以上的材料均属蒙古本部以外地区游牧的蒙古人包门的朝向，尚未涉及蒙古本部蒙古包门的朝向。
多朝日出方向开门。[22](84)
此条材料同前条相比，文字全同，且出于同一研究者之手。但这里说的已不是黑龙江省蒙古人习俗，而是“蒙古风情”之一，故当视作整个游牧的蒙古人的习俗。早期蒙古人的蒙古包都把门朝东开，认为朝东方〔开门〕迎接太阳升起的方向，出门有吉利。[23](38)
“早期蒙古人的蒙古包”究竟“早”到何时呢？考虑到鲁不鲁乞等人认为13世纪时蒙古人搭建蒙古包时，门总是“朝向南方”，因此，将蒙古包的门由朝向南方改为朝向东方，再“早”也不可能“早”过14世纪元廷退回草原的公元1368年。
蒙古俗，门窗皆东向朝日，故题榜额者，以“迎辉”命名。[24](342)
这里碰到一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解释鲁不鲁乞等人的说法，同此前此后蒙古穹庐均朝东开门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现象。在13世纪时，蒙古人在组建帐幕时，究竟“总是把门朝向南方”，只是到了14世纪下半叶即1368年之后才将毡包的门改为朝向“东方”的呢？还是蒙古人向来就把蒙古包的门开在东面，只是对该方向的称谓同其他民族有别呢？
揆诸事理，第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第二种可能性却是可能存在的。
四、13世纪蒙古穹庐是否“总是把门朝向南方”
我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在蒙古人观念和实践中，蒙古包的门确实“朝向南方”；说不是，是因为这里所说的“南方”不是指今天的南方，而是指今天的日出方向，也就是东方。在北半球，特别是回归线以北的人类主要族群历史上曾经使用过以日出方向为“南”，以日落方向为“北”，以右手方面为“西”，以左方向为“东”的四方概念。按照这种四方概念，以日出方向的“南”为第一方向，右旋，其四方顺序便是南→西→北→东。看起来，违背“四方顺序始于东，终于北是天经地义的通则”，[25](365)实际上这里的南→西→北→东，同人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东→南→西→北并无实质区别，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即那种认为日出、日落方向向来就被称作东方、西方的观念，而代之以四方观念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观点。人类主要族群使用过的四方概念，区分为立体和平面两个阶段。立体四方概念阶段的四方概念是：日出、日中、日落、夜中；平面四方概念根据其前后使用的四方名称的不同我将其区分为A、B两种类型。A种类型是以前、后、左、右作为四方名称；B种类型则是以南、北、东、西作为四方名称。二者名称虽异，但所指方向前、后、左、右和南、北、东、西并无任何区别。纵观古今中外，给学者带来麻烦的全其中的B种类型四方概念。[26]鲁不鲁乞、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在他们的纪行中之所以说“当他们安置帐幕时，把门朝向南方”，甚至说“总是把门朝向南方”，恐怕是把日出方向的“南”误认作今天的南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蒙古著名学者达赉的观点。他说：蒙古人把方向也分为好的和坏的。例如南面的方向是日出方向。所以认为是最好的方向，因而蒙古包的门都是朝南开。每天早晨面向南方祈祷、洒祭奶和茶，是蒙古人很早以前的风俗。[27]
请注意：首先，“南面的方向是日出方向”，反过来说：“日出方向是南面的方向”，可见蒙古人“很早以前”是将“日出方向”称作“南面的方向”的。其次，“蒙古包的门都是朝南开”——这里的“南”指的只能是“日出方向”，而绝不是如鲁不鲁乞、马可波罗等人理解的今天的南方；最后，每天早晨“向南”——初升太阳的方向“祈祷、洒祭奶和茶”，是“很早以前”就产生的“风俗”。直至上世纪下半叶，“居住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乌梁海〔蒙古〕人仍保留了在家门前拜朝日的习俗。”[28](170)“在家门前朝拜日”，即是朝日出方向——“南”面方向拜日。
13世纪的蒙古人使用以日出方向为“南”的B种类型平面四方概念的其他证据是：我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举了成吉思汗的两个例子。现将其中一个例子移录于下：大蒙古国时期的例证，我举《元史·木华黎传》中的一条材料为例。该传载，丁丑（公元1217年）八月，〔太祖〕诏封〔木华黎〕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兀、芒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按：《元朝名臣事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据《世家》“以”作“之”，当从〕南，卿其勉之。”
“太行”指太行山脉。该山脉“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东北—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长4000多公里,宽约100公里左右。太祖所说的太行“之北”和“之南”，显然指的不是太行山脉的南、北两端。北端毗邻蒙古高原，南端“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过黄河便是河南西部，而当是指长达40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西两侧，也即金人所说的“山前”、“山后”。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在“山南”也即河北、山东等地区尚为金朝牢牢地控制的情况下，太祖不可能命木华黎飞过河北、山东勉力去“经略”太行山脉南端的中州地区，这当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太行“之北”、“之南”指的只能是太行山脉之西和之东。太祖命木华黎勉力“经略”太行“之南”——实际上“经略”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如河北、山东等地，而自己则“经略”太行山“之北”——实际指“经略”太行山之西的广大地区。从后来的军事实践来看，木华黎“经略”的不限于“太行之南”，也包括“太行之北”的山西中西部地区。实际上，黄河“之南”，也即黄河之东全由木华黎“经略”；而太祖只“经略”黄河“之北”——也就是今天黄河之西广大地区。数次征讨西夏全由太祖指挥而未让木华黎染指，也证明了这点。这证明成吉思汗尚将日出、日落方向分别称“南”和“北”。
根据成吉思汗直到13世纪20年代仍将日出、日落方向称作“南”方、“北”这一事实，结合鲁不鲁乞所说的“当他们安置帐幕时，把门朝向南方”和马可波罗所说的“门皆南向”,其中的“南”究竟指日出方向的“南”合适呢还是指今天的南合适呢？
再看忽必烈当政前期的例证。其一，虞集撰写的《句容郡王世绩碑》写道：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种人以强勇见信。[29](329)
忽必烈率军征大理是公元1253年的事，“取宋”则是公元1279年的事。“大理，不管从大都、上都还是从哈喇和林‘基点'看，都在南方。可是这里却说是‘西'，可见按照当时流行于蒙古人中的B种类型四方概念，‘西征'正是南征。”
“至于‘南取宋'中的‘南'，是B种类型四方观念中的‘南'，指的实际上是此前此后的东。‘尝谓言东，东南、东北皆可谓之东。'同理，言‘南'，则东南、西南也皆可谓之‘南'。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位于元朝的‘西南'，实际上是此前此后的东南，故也可谓之‘南'，故曰‘南取宋'。”[30](440)
其二，下面援引日本学者大叶升一先生在《关于见于元朝、伊利汗国文献中方向的顺时针90o移位》举出的十条材料中的一条：阎复的《刘氏先茔碑》（《益都金石记》卷三）中记载：（刘国杰）有诏统侍卫军镇抚北方。师还，迁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复领侍卫军万人，北至金山，屯田和林，安集归化户民所活者达数万余人。[31]
按：“刘国杰”三字应移至“有诏”之后，“统侍卫军”之前。
大叶升一先生指出：“从这里提到的‘北至金山，屯田和林’的记载〔来看〕，有人倾向于将金山解释为喀喇和林附近的一座山”。他认为此说不可取。须知，漠北地区的金山，要么指整个阿尔泰山系，要么指其中特定的一座山峰。不可能指喀喇和林附近的另一座小山。从汉地来看，毫无疑问，金山肯定在其北方或西北方，问题是金山位于蒙古的西部。若从喀喇和林看的话，到金山应该是“西至金山”。故“这里所见到的‘北’，其实也是指‘西’”。[31]按照我所揭示的平面四方观念中的B种类型，今天的西当时恰好称为“北”。既以西为“北”，必然以东为“南”。这也证明，元朝时的蒙古人仍将日出、日落方向称为“南”方、“北”方。
13世纪时，不仅蒙古人，而且文化较蒙古人先进的畏兀儿人亦以日出、日落方向为“南”方、“北”方。
其三，元人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在谈到高昌畏兀儿国疆域四至时写道：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番。[29](325～326)
“阿木河”即注入中亚咸海的阿姆河，在高昌之西；而酒泉，元属肃州路，即今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在高昌之东。可是碑文却说“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表明这里的“北”、“南”指的同样是今天的西、东。
其四，《元史》卷134《昔班传》载：昔班，畏兀人也。父阙里别斡赤，身长八尺，智勇过人。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回国，数立功。将重赏之，自请为本国坤闾城达鲁花赤，从之。[32](377)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北征”。太祖有南征，甚至东征，唯独未见“北征”。从征伐对象为“回回国”来说，应该同《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布鲁海牙传》一样，当作“太祖西征”。分明是“西征”而称为“北征”，正好证明当时畏兀儿人使用的同样是B种类型平面四方概念。按照这种概念，称西为“北”，称东为“南”。这两个例子也是13世纪的，因而鲁不鲁乞所说的“他们总是把门朝向南方”和马可·波罗“门皆南向”中的“南”，十之八九指的是日出方向的“南”，实指东，而非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南。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学泰斗伯希和的一项研究成果，对坚定13世纪西方来华旅行家的说法，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他写道：
蒙古人中有两种确定方向的方式，即面向东和南，以至于“右”在原则上可以指南方和西方，而左侧指北方和东方。然而，现代蒙古中的通用习惯是面向南确定方向，13世纪成书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中所出现的确定方向的方式就已经向我们证实了此说。[33](20)
伯希和去世之后，他的关门弟子，同时也是入室弟子的丹尼斯·塞诺继承乃师的衣钵，坚持认为：蒙古基本方向的名称表明他们采用一种南向的方向系统。[34](87)
单纯看“现代蒙古中的通用习惯是面向南确定方向”，还可解释为是指20世纪。但从他以13世纪成书的《秘史》作例证来看，所谓“现代蒙古”已包括了13世纪蒙古人的“通用习惯”。那么，《秘史》“所出现的确定方向的方式”是如何证实了当时“蒙古中的通用习惯”是“面向南”呢？他举出的能够“证实了此说”的实例便是：成吉思汗让“孛斡儿出掌管右翼，做以阿勒台为屏蔽的万户”和让木华黎“掌管左翼，做以哈喇温—只敦〔山〕为屏蔽的万户”一事。的确，由左、右万户的地理方位来看，左翼居东，右翼居西，是“面向南确定方向”的铁证。但据此就得出13世纪时的蒙古人“通用习惯是面向南确定方向”，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要说我在前面举出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时期的几个例子，他没法解释；就是《秘史》中下述现象，他也是解释不了的。乃蛮部塔阳汗为对付成吉思汗，曾派使者前往南方的汪古部，希望该部阿剌忽石·的吉惕·忽里做自己的“右翼”。其中的“右翼”，便不是根据“面向南”而是根据“面向东”确定的。乃蛮部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是一个文化发达，建立了政权的大部落”。[35](66)如果说乃蛮和较乃蛮“文化发达”的畏兀儿人当时尚在使用根据“面向东”确定的方位，那么文化较乃蛮、畏兀儿落后的蒙古部怎么可能改用“面向南”确定方位的方式呢？至于左、右翼万户，的确根据“面向南”确定的,又怎么解释呢？在我看来，这并不难解释。“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今用六甲轮流，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教之，若鞑〔蒙古〕之本俗，初不理会得。”[36](8)我推想，成吉思汗让孛斡儿出做右翼万户、木华黎做左翼万户，换句话说，采取“面向南”的方式确定左为东，右为西，同样是受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影响的结果。
五、13世纪之后蒙古穹庐的门的朝向带来的尴尬
前苏联学者H·Л·茹科夫斯卡娅在一篇文章中说：自远古以来，在科学文献中在确定〔左、右〕这两个方向上存在着混淆现象。俄国和欧洲的研究者、旅行家、考察人员在描述蒙古包时，把位于入口右边称之为右方，可蒙古人都把那边称之为左方；把位于入口左边称之为左方，而对蒙古人来说，则是右方。于是他们简单地书写“右方”和“左方”而不去弄清在何物旁，因此就产生了混淆现象。[37]
作者并没有举出具体事例，只是一般地谈论这个问题，故我也只能原则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自远古以来”的说法便不确切。欧洲人知道蒙古包“门皆南向”不过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而蒙古人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狩猎民变为游牧民，最短也有五六百年时间了。第二，人的左右手，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左手总是左手，不可能变为右手；右手总是右手，也不可能变为左手。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怎么可能把位于蒙古包入口右边称之为左方，而把位于入口左边称之为右方呢？第三，人的左右手是不会变的。但它们指代的方向却随着人的朝向不同而变化。在“门南向”的蒙古包里“面南而立”时，左手方向指代东方，右手方向指代西方；当蒙古包由“门南向”改为“门东向”，这时“面东而立”，左手方向已不再指东方而变为指北方；同样，右手方向也不再指西方而变为指南方。第四，只有欧洲人在朝南开门的蒙古包里面南而坐（立），而蒙古人则在包外面北而坐（立）时，相向而坐（立）的欧洲人、蒙古人两个人左、右手所指代的方向才是相反的：欧洲人左手指代东方，右手指代西方；蒙古人则左手指代西方，右手指代东方。
任何人种和民族的人，如处在蒙古人的位置的话，我相信，这种“混淆现象”是都会“产生”的，所以这样抽象地谈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关于蒙古包的实际朝向，茹科夫斯卡娅写道：
常有这种情况，蒙古包并不朝南定向，有时会朝向东南甚至朝东。[35]
这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蒙古包的门“应当朝南”，如13世纪“欧洲旅行家”在其纪行中所说的那样；可是，事实上，13世纪之后，“有时”蒙古包并非像“俄国和欧洲的研究者、旅行家、考察人员”所一贯坚信的那样总是“朝南定向”，而是“有时会朝向东南甚至朝东”开门，即便是“有时”，也已经无情地否定了“俄国和欧洲的研究者、旅行家、考察人员”关于蒙古包“总是把门朝向南方”全称肯定性的论断。
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在多桑书中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作者并没有意识到罢了。如:在谈到蒙古毡包结构和组建方法时，他写道：“门亦用毡，户南向。”[38](30～31)——这里的“南”，指的无疑是今天的南。可是在谈到“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时，他又写道：“出帐南向，对日跪拜。”按理说，这里的“南”当同样是今天的南。如确实如此，那么，人们“出帐”是没法“对日跪拜”的。因为“日”从来不由今天的南方出来。“出帐”面向今天的南方的人要“对日跪拜”，必须沿逆时针方向旋转45°～90°，改为面向东南和正东时方有可能。然而，作者在这里说的很明确，“出帐南向”就可“对日跪拜”。其间根本用不着沿逆时针方向移动45°～90°，因而，这里的“南”并非指今天的南，而只能是指日出方向的“南”，实为今日的“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俄国和欧洲研究者、旅行家、考察人员”尴尬的情况呢？
我推断：鲁不鲁乞、马可·波罗等所说的“门皆南向”或“门总是南向”的“南”，十之八九指的是日出方向，日出方向当时正被称为“南”方，在茹科夫斯卡娅的说法中似乎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其实，她在这里所说的“常有这种情况，蒙古包并不朝南定向”而是“朝向东南甚至朝东”定向，才是13世纪及其以后蒙古包的真实朝向。只不过蒙古人并不称其为“东南”和“东”，而是称其为“南”罢了。
注释：
①内蒙古大学乌其拉图教授有关匈奴语考释的文章和书籍有：《匈奴人语言所属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汉文版)1998年第4期；《部分匈奴语词复原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汉文版）1999年第4期。另外，作者撰写的《匈奴语研究》一书2008年3月在匈牙利出版。
②亦邻真曾提出一种假说：人们习惯于从现代各语言中寻找匈奴语的后裔，而常常忘记另一种可能性：匈奴语已经全然死灭，它同现存各种语言都不相同。阿尔泰语系的蒙古、突厥、通古斯这三个语族是近代和现代的，并不排除阿尔泰语系中原曾存在第四种语族的可能，更不必说阿尔泰语系以外的语言了。（《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的族源》，载《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0页。）又：孟达来在《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一书中，也认为“从现代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系属的观念来看，匈奴语可能属于阿尔泰语系。在该语系中，它可能自成一个语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在我看来，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以外的语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第四种语族”或“自成一个语族”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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