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河西卫所建置下神庙戏场的时空分布及其文化特征

河西卫所建置下神庙戏场的时空分布及其文化特征﹡

王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随着明清河西卫所建置的确立完善，汉族民俗文化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河西一带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明代至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时间大多在卫所建置以后，空间上集中于卫所中心地域。晚清随着河西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卫所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这对民间祭祀空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河西；卫所建置；神庙戏场；时空分布；文化特征；民间祭祀

神庙戏场是一种源于古人自然图腾崇拜、祖先神灵崇拜，在民间神庙祭祀仪式语境下以“祭祀主敬”（《礼记·正义》）、祈福酬神为本质特点，以沟通人神交流、凸显娱神娱人为目的，专门用于民间祭祀活动的演出场所。可以说，传统文化语境的“神庙戏场”既是构建民间祭祀空间主要的物质形态，也是承载、传递民众信仰重要的文化载体，它始终承载着过去民众的精神生活，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明清河西在卫所建置逐步确立完善的基础上，随着内地汉族的大量移居，汉族民俗文化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明清时期河西一带民间神庙增设乐楼、戏楼、戏台的情况十分普遍，从时空特征来看，明代至清中叶前，明清河西神庙戏场建设时间均在卫所建置以后，空间上明清河西神庙戏场集中于卫所中心地域。晚清随着河西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以至晚清河西神庙戏场数量位居甘肃前列。《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资料统计显示，明清甘肃神庙戏场603座，其中河西就有170座，占明清甘肃神庙戏场总数35%。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在表征明清河西一带民间信仰高度热情，以及神庙戏场之于民众生活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体现了明清卫所建置对河西神庙戏场及其民间祭祀空间构建的重要影响。

一

明清河西一带“事神之礼”[1]风气甚浓，凡有忠义贤孝、灵异奇变的都建立神庙香火供奉，不但庙宇林立、祭祀活动繁盛，而且“各祠庙多演剧以侑神。”[2]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资料统计，明清河西一带有神庙戏场170座。从河西神庙戏场的历史发展轨迹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明代建设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河西神庙戏场共有26座，其时空分布列表1如下：

表1明代河西神庙戏场时空分布统计

据上表可见，明代河西神庙戏场虽然覆盖6个地方，但是各地所建戏场数量并不多。其中，张掖较早建设戏场，酒泉次之。数量上武威相对领先，张掖次之，酒泉再次。

明代河西神庙戏场在时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特点与河西卫所建置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河西自明太祖洪武五年冯胜进军建置卫所，至永乐年间河西先后建置卫所十三个，其皆治甘州。即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此外，置肃州卫(今酒泉)、山丹卫(今县)、永昌卫(今县)、凉州卫(今武威)、镇番卫(今民勤)、镇夷守御千户所(今临泽)。正统、景泰时又增设古浪(今县)、高台(今县)二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再置肃州卫，领左、右、中、前、后五所。永乐三年（1405）裁威虏卫并入肃州卫，为中右、中中二所，共七千户所。嘉峪关属肃州卫管辖。众所周知，明代卫所是一种亦兵亦民的军事建置，卫所所辖军人战时奉调参战，平时屯田戍守。明政府为使军人长期戍守一地，允许军人携带家属在卫所防区屯田自给。而且，有明一代河西除偶遭蒙古侵袭，以及正德、嘉靖初吐鲁番三次小规模进犯肃州、甘州外，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一定意义上明代是河西休养生息，人丁滋蕃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河西诸卫所民间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十分有利。

张掖“在河西为大郡”，别称甘州，自元朝始就一直是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明朝张掖是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为巩固边防，加强完善西北军事防御，明王朝几次从内地移民张掖，屯垦种田，大兴水利，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明乡贤刘宽《河西赋》写到：“处处决渠为雨，岁岁丰稔民歌”。[3]与此同时，晋商及陕西、山东、京师商人云集甘州，茶马交易等商业十分繁荣。正是由于社会的稳定，明永乐七年（1409）张掖第一座戏台“东岳庙戏台”建成，这与《甘州府志》记载“张掖附郭·东岳庙”修建时间基本一致。[4]此后，张掖连建戏台7座：明天顺三年（1459）建“张掖二郎庙戏台”，明嘉靖十七年（1538）建“张掖药王庙戏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建“张掖甘泉庙戏台”，明万历三年（1575）建“张掖沙井乡祖师庙戏台”。明中叶后再建“张掖县马神庙戏台”、“张掖城隍庙戏台”、“张掖上龙王庙戏台”。

酒泉在明代时戏场建设较为呆滞，仅有3座戏场。其中“嘉峪关关帝庙戏楼”具体修建时间不详，高台“关帝庙大西楼戏楼”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嘉峪关“城外关帝庙戏台”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不难看出，这2座戏场都是卫所建置后嘉靖年间修建，且建于卫所中心地域。

民勤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镇。“明洪武二十九年设卫，改名镇番，辖左、中、右三所，隶陕西行都司，设文武官职。”[5]后经几次大举移民，至永乐十五年(1417)，全县已有2400多户人家、6500多口人，耕地面积近3000顷。永乐进士王慎机曾在诗中赞美民勤：“满渠流水杨花舞，万顷膏腴麦秀岐。”[6]《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民勤在建置卫所后有戏场5座，其中“民勤塔儿寺戏台”、“民勤县城隍庙戏台”建于明末，“民勤大关庙戏台”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民勤街南乐楼”、“民勤城财神庙戏楼”均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

古浪大靖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汉武帝时期称为“朴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甘肃巡抚田乐打败阿赤兔收复其地，取安定统一之意改为大靖。据史料记载此地“民户多于县城，地极膏腴，商务较县城为盛”。《中国戏曲志》资料显示，明代古浪有戏场4座，都集中建于大靖镇，如：“古浪大靖镇里城牌坊戏台”、“古浪大靖镇龙王宫戏台”、“古浪大靖镇大庙戏台”、“古浪大靖镇火神庙戏台”。

武威早在汉朝时就是河西四郡之一，五代宋元时期，武威为西凉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在永昌府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明时再置凉州卫。《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载，武威城内有戏场4座，即：“玉皇庙戏台”、“关帝庙戏台”、“火神庙戏台”、“老君庙戏台”。此外还有“武威槐西堡戏台”、“武威羊下坝戏台”。

诚然，在时间上神庙戏场建设与卫所建置不一定同步发展，但是，空间上神庙戏场基本都建在卫所中心地域，而且是处于人口众多，富庶繁荣的社会稳定时期。从文化内涵来看，神庙戏场体现的是民间信仰、习俗方面的精神追求，然而，作为建筑实体的神庙戏场，其建设本身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如果没有相当实力的经济支撑，神庙戏场建筑无从谈起，若无安宁的社会环境，再多的戏场建筑也将毁于一旦。明代河西卫所之地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这种环境有助于神庙戏场的建设。无法想象兵祸连接，人口散失，经济凋敝的社会如何建造寄寓、安顿心灵的“金字塔”。因此，一定意义上神庙戏场的建设从另一个方面折射了明代河西卫所建置后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发展状况。

二是清代繁盛高峰时期。这是河西神庙戏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段。有清一代河西神庙戏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胜过前代。兹列表2如下：

表2清代神庙戏场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清代河西神庙戏场144座，分布在8个地区，其数量是明代的5倍多。清代河西神庙戏场特点也十分明显，具体如下：

（一）时间分布上清代河西戏场分为三个阶段。

清初至雍正是承续发展阶段、乾隆至同治是发展兴盛阶段、光绪至宣统是繁荣鼎盛阶段。

由表2不难看出，承续明代民俗风气，雍正以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发展并不明显，14座戏场覆盖地方不多，只有张掖、武威、敦煌、民勤4处，张掖数量较多，仍是8座，其余3处共计6座。而乾隆至同治开始有长足发展，这是河西神庙戏场建设发展的兴盛阶段。此一阶段河西有戏场32座。其中乾隆年间14座，嘉庆年间5座，道光年间4座，咸丰年间1座，同治年间8座。戏场覆盖7个地区，张掖仍居前列，有戏场12座。酒泉7座，武威1座，金塔4座，民勤2座，敦煌5座，高台1座。晚晴（光绪至宣统）阶段是河西神庙戏场的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河西戏场达98座之多，分布在6个地县，其中酒泉戏场达50座之多，名列河西前茅。民勤、武威次之。张掖在明代和清初及清中叶一直发展积极，但是，这一时期只有11座，反不及其酒泉、武威。

（二）空间分布上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以卫所中心地域为主。

清初，在基本沿袭明朝卫所建制的基础上，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河西一带政治、军事的控制。清雍正三年(1725)，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及诸卫所，置甘州、凉州二府，升肃州为直隶州。乾隆二十四年(1759)，置安西府。肃州直隶州领高台县，安西直隶州领敦煌、玉门二县。需要注意的是，清初随着河西卫所建制的完善，明代不曾记载神庙戏场的，或者神庙戏场十分萧条的地方，在建置卫所后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一点在敦煌、酒泉和金塔尤显突出。

敦煌在明代及清康熙以前没有戏场记载。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从甘肃吐鲁番、罗布泊迁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屯田定居。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从《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看，自雍正三年（1725）始，至嘉庆、道光年间，这一段正是敦煌神庙戏场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敦煌在雍正三年后连续修建戏场9座，其中“敦煌城隍庙戏楼”、“敦煌北台武庙戏楼”、“敦煌大佛寺戏楼”均建于雍正三年（1725）。“敦煌八腊庙戏台”建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年间敦煌再建戏场2座，即乾隆五十年（1785）建“敦煌县老君庙戏台”，乾隆五十八年（1793）建“敦煌文昌庙戏台”。此后，“敦煌北会馆戏台”建于嘉庆十年（1805）、“敦煌行宫庙戏台”建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敦煌县黄彩乡老虫八庙戏楼”建于道光五年（1825）。显然，雍正三年卫所建置对敦煌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酒泉在雍正以前也没有戏场记载，明代所建3座戏场均在嘉峪关和高台二地（见表1）。但自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置安西府，肃州直隶州领高台县，安西直隶州领敦煌、玉门二县以后，酒泉有了连续修建戏场7座的历史记载。其中，乾隆一朝修建戏场3座。如：乾隆三十六年（1772）建“酒泉龙王庙戏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酒泉九莲寺庙戏楼”、乾隆五十年（1785）建“酒泉孔雀寺庙戏台”。之后，“酒泉火神庙戏台”建于嘉庆十年（1805），“酒泉城隍庙戏楼”建于道光九年（1829），“酒泉县鼎新乡仙姑庙戏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酒泉县鼎新乡马王庙戏台”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

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明朝设威远卫和威虏卫，此二卫在今金塔县境西、东部。清雍正七年（1729）升肃州为直隶州，并增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今金塔县西部），雍正十三年（1735）设高台县毛目分县（金塔县东部）。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金塔有神庙戏场始于乾隆年间，而且这一时期建戏场3座。如：乾隆三年（1738）建“金塔沙滩庙戏台”、乾隆十九年（1754）建“金塔乡大岔庙戏楼”，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金塔乡仙姑庙戏台”。再建“金塔乡威虏大庙戏楼”则在嘉庆二十年（1815）。

（三）晚清卫所基层乡村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

如前所述，清中叶以前河西一带神庙戏场基本都建在卫所中心地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乾隆开始河西卫所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我们从以“乡”、“村”命名的神庙戏场可以看出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乾隆至同治时期有戏场32座，而乡村命名的就有15座之多。如表3所示。

表3乾隆至同治河西乡村神庙戏场统计

最显著的是晚清时期河西一带有神庙戏场98座，而以乡村命名的则多达40余座。鉴于晚清河西戏场不胜枚举，下面仅以酒泉为例来看，列表4如下：

表4酒泉清代乡村戏场统计

据本人统计，清代酒泉戏场48个，以乡村命名的戏场就有28座。总之，清代河西神庙戏场修建深入到了基层乡村，而且村村建戏台，一乡好几个戏场的情况十分普遍。如上表3、表4所示，仅张掖小河乡有神庙戏场6座，金塔县金塔乡有戏场4座，酒泉鼎新乡有5座。

神庙戏场命名的变化体现的不只是地方行政级别高低的问题，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其表征了晚清河西一带卫所基层乡村神庙戏场全面参与民间祭祀空间构建，且成为乡村庙宇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一种历史文化事实。

二

从文献史料看，古人对神庙戏场的称谓很多，譬如：舞亭、舞厅、舞楼、乐厅、乐楼、赛楼、戏楼、戏台、礼乐楼、乐舞楼、歌舞楼、山门戏台、山门舞楼等等。[7]当然，这些场所演出的不一定都是戏曲，但是，它们所特有的用于祭祀仪式语境的表演功能在本质上与“神庙戏场”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神——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神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为主祭者沟通人神，表达膜拜、敬畏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戏曲表演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神圣叙事直接参与了神圣空间的构建，从而无可置疑地表征了民间神庙戏场合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明清河西随着卫所建置的不断扩大、完善，尤其清中叶后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河西人口迅速增加，社会逐步稳定，加之官府建置道会司，推崇儒、释、道三教，民间信仰活动十分繁盛，由此城乡神庙数量也急剧增加。而随着神庙空间的不断扩展，与之相应的神庙戏场也蓬勃发展起来。如表3、表4所示，几乎“有村必有神庙，有神庙必有戏台”。清人余治曰：“各处城乡庙宇，多有戏楼”。[8]“舞楼之作，不□通都大邑为□□，穷乡僻壤亦常有之。”[9]“庙前必有戏台，边地皆然。”[10]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也说：“乡间有演戏场所之建筑者，可以说都是在庙之前面，当然是预备敬神献戏所用。”[11]毫无疑问,神庙戏场的合法存在，丰富、拓展了民间表达信仰情感的途径和方式，这对河西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神庙戏场以“庙”、“寺”命名为多。

明清河西一带神庙戏场命名以“庙”“寺”等宗教词作为定语限定词者居多。这些限定词不单纯是名词性堆砌，也不是简单地对中心词“戏楼”、“戏台”等名词的修饰，从定语限定词的内涵看，它们限定、说明了神庙戏场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先以明代河西戏场为例来看，列表5如下：

表5明代河西神庙戏场命名统计

民间对事物的命名一般不讲究逻辑性，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从神庙戏场的命名中看出被确定对象的属性和限定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意义。由表5可见，明代神庙戏场26座，除3座戏场以地方命名外，其余22座戏场均以“庙”为限定词命名，1座以“寺”命名，显然，以“庙”为中心限定词的戏场占了绝对优势。清代河西神庙戏场更多，不便一一列出，经本人统计，清代河西一带直接以“庙”命名的有91座，“寺”命名的有12座，其他是以“宫”“观”“楼”及乡村地方命名。

毋庸置疑，这些以“庙”“寺”命名的戏台、戏楼是民间“祭祀主敬”（《礼记·正义》）的神圣空间。固然，不是所有庙宇都配置戏场，但是戏场的设置终究离不开主体建筑——庙宇。即使一些戏场没有冠以“庙”、“寺”、“宫”、“观”等宗教名词，但其仍以当地祀神庙宇的神圣叙事而存在，这是河西神庙戏场合理存在的本质特征。质言之，在民间信仰观念里，神庙戏场从来不是完全独立意义的演出建筑实体，而是与庙宇密切相关的祭祀性建筑，其本质内涵是民间信仰重要的载体，是民间娱神祈福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诚如刘念慈曾指出的：中国“舞台的建立都与寺庙有关，有的舞台，本身就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12]明清河西神庙戏场从命名上恰恰反映了戏场与庙宇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本质关系。

（二）神庙戏场崇祀对象以龙神、关羽、城隍为多。

我们在统计明清河西神庙戏场崇祀对象时发现，龙王庙、关帝庙和城隍庙戏场数量较为突出。明代河西26座神庙戏场中关帝庙戏场有5座，龙王庙和城隍庙各2座。清代144座神庙戏场，崇祀龙王庙的戏场有8座，关帝庙戏场、城隍庙戏场各有5座。固然，龙神、关羽、城隍是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祗，但是，神庙戏场崇祀此三类神祗的文化事实，反映的不仅是民众崇祀信仰的高度热情，关键的是体现了民众在一定生存条件下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表征了人与自然及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

1．崇祀龙神戏场

河西地处内陆，干旱少雨情况多有发生。明嘉靖右佥都御史、甘肃巡抚陈棐曾感叹：“河西五郡，漠南千里，当龙见之月，逢魃虐之驶。”[13]清雍正年间，东阁大学士、甘肃巡抚陈宏谋亦曰：“河西之凉、甘、肃等处，历来夏间少雨”。[14]据其他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甘州夏秋荒旱”、“山丹夏、秋，荒旱。”“肃州夏、秋被(旱)灾。”[15]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免甘肃凉州、古浪等五卫所本年分旱灾额赋。”[16]乾隆二十三年八月（1758），“赈贷甘肃山丹、武威、古浪、平番、永昌、镇番、等二十二府州、县旱灾户口籽种口粮。”[17]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十二月，赈恤甘肃……山丹、东乐、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等十一县夏旱灾民。”[18]此类记载在文献中随处可见。一定意义上，旱荒之灾的频繁发生，刺激了河西民间对龙神，包括雷神、风神的崇拜。经统计，乾隆年间修《五凉全志》、《甘州府志》载：仅武威一带有龙神寺庙20座。张掖一带有5座。明御史牟伦的《修上龙王庙碑记》在记述民间崇祀龙神习俗时写道：“水旱札瘥，祷无不应，几百年矣。”[19]如此兴盛的龙神信仰，无疑成为河西龙神崇祀戏场建设发展的温床。

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明清河西一带与龙神寺庙相配建的戏场，明代有2座：“张掖上龙王庙戏台”、“古浪大靖镇龙王宫戏台”。清代有9座，即“张掖龙王庙戏台”、“张掖乌江乡龙王庙戏台”、“古浪大靖镇龙王宫戏台”、“酒泉龙王庙戏楼”（清乾隆三十六年）、“民勤县龙王宫乐楼”、“酒泉鼎新乡龙王庙戏楼”、“酒泉屯升乡龙王庙戏台”、“酒泉龙王庙戏楼”（清光绪三十年）、“民勤大坝乡大坝龙王庙戏台”等。

由上述戏场命名不难看出，明清河西龙王庙戏场不只建在府州卫所中心地域，乡镇一级建造龙王庙戏场也十分普遍。总之，龙神信仰的恣肆张扬促进了龙神崇祀戏场的建设和发展。

2.崇祀关公戏场

关公在民间是集“忠义威武”为一体的“万能之神”，明清河西一带关公信仰十分发达，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河西自古就是战乱纷繁之地，百姓备受兵祸之苦。顺治《新修张掖县志》载，崇祯十六年(1643)，贺锦帅部攻陷甘州城后四万人遇难。[20]后人有诗记之：“八声变征谱甘州，夥涉横排西水流，四万七千攒结草，阴风飒飒拥貔貅。”[21]二是清代河西一带商业相当发达，举凡来往贸易的商人不但祈求发财赚钱，也祷盼秩序稳定、平安顺利，可以说他们所有愿望都寄托于关公神灵上。据《五凉全志》载，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5卫所建关公庙约13座。《甘州府志》张掖附郭、山丹县、抚彝厅各有1座。民间关公庙宇的兴盛，是关公戏场建设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载，明代河西以关公庙命名的戏场基本都集中在河西卫所之地，而且以嘉靖年间为多。明嘉靖九年（1530）建“高台关帝庙大西楼戏楼”，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嘉峪关城外关帝庙戏台”，“嘉峪关关帝庙戏楼”也建于嘉靖年间。此外，“武威城内关帝庙戏台”建于天启年间。“民勤大关庙戏台”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

清代河西关公神庙戏场有7座，见表6如下：

表6清代河西关公戏场统计

清代关公神庙戏场空间上涉及5个地方，地点有卫所中心地区也有基层村镇，时间上比较集中在光绪年间，不难看出，这些戏场基本都是在晚清发展起来的。

（3）崇祀城隍戏场

作为传统社会古代城市的标志，城隍信仰是民间极其重要的信仰之一，因此，城隍庙戏场的建设往往与古代城市，甚至卫所中心地区的建置发展有一定联系。《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河西明代城隍庙戏场2座，即“张掖城隍庙戏台”、“民勤城隍庙戏台”，这2座戏场建造地点均在卫所中心地区。虽然具体建造时间不详，但从《甘州府志》记载张掖城隍庙于“洪武二十六年筑城，始建”来看，[22]“张掖城隍庙戏台”属修建时间较早的戏场。有清一代河西城隍庙戏场5座：清雍正三年（1725）建“敦煌城隍庙戏楼”，清道光九年（1829）建“酒泉城隍庙戏楼”，清宣统年间建“武威东关城隍庙行宫戏楼”，“武威城隍庙戏楼”、“酒泉城隍庙戏楼”。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戏场命名除中心限定词表明戏场崇祀对象是“城隍“外，其前缀词还有限定卫所地名的意义。这再次表明河西一带城隍庙戏场不仅建在卫所中心地区，而且修建时间是在卫所建置之后。

美国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曾指出，当宗教徒甚至普通人将一些对他具有意义重大的空间场所“圣化”，进而赋予其特别价值时，那么这些场所就是“神圣空间”。[23]事实上，戏场进入民间祭祀场域并和庙宇一起成为民间祭祀不可替代的载体时，它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神圣空间。如上所述，明清河西神庙戏场是卫所建置后社会发展稳定的历史性发生和存在的产物，是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神圣空间”特征的民间祭祀景观。因此，对卫所建置下明清河西神庙戏场的研究，不仅为明清河西卫所民俗、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资料，而且为戏曲文化史研究神庙戏场建构民间祭祀“神圣空间”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性论据。

参考文献

[1][3][4][13][19][22]（清）钟赓起修，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503,538,157,524,499,159.

[2][5][6]（清）张玿美修，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408,185,276.

[7]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概说[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3):17.

[8](清)余治.得一楼·翼化堂条约[M].车文明.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115.

[9]杨建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89.

[10]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867.

[11]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77.

[12]刘念慈.戏曲文物从考[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7.

[14]武威市水利志编篡委员会.武威市水利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211.

[15][16][17][18]袁林.西北灾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450,451,468,476.

[20]白册侯修，余炳元纂.新修张掖县志[M].//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402.

[21]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Z].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6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

[23](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

OnthespatialandtemporaldistributionandculturalcharacteristicsoftempletheatresduringWei-sosysteminHexi

WANGPing

（SchoolofLiterature，LanzhouCityCollege，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templetheatershavetheuniqueofcharacteristicsaboutspatialandtemporalinHexi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whenestablishedandperfectedWei-sosystemandtheHannationalityfolkcustomcultureiswidelyspreadanddevelopment.BeforetheMingdynastytothemiddleoftheQingdynasty,itwasWei-soperiodthattempletheatresareconstructedanddeveloped,andconcentratedinthecentralregionofWei-so.TempletheatresofvillageshadbeenflourishedinthelateQingDynastywithborderintothehinterlandofHexi,ithadaprofoundimpactforbuildingsacrificespaceoffolk.

Keywords:Hexi；Wei-sosystem；templetheatres；spatialandtemporaldistribution；culturalcharacteristics；folksacrifice

作者简介：王萍，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所长。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戏曲民俗、京剧流派文化。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