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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丹姆:《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

[日期:2015-11-04] 来源:  作者: [字体: ]

丛书:中国艺术学文库·艺术人类学文丛

书名:《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

[荷]范丹姆著 李修建向丽译

英文书名: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责任编辑:邓友女 王海腾

定价 39.00元

内容简介

荷兰学者范丹姆是最早提出审美人类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放眼世界文化,对美学和艺术进行整体性的关照。本书对审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方法、视野、观念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国内的美学和艺术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1960—),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荷兰蒂尔堡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世界艺术,著有《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1996),主编《世界艺术研究:概念与方法》(2006)等。

译者简介

李修建(1980—),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著有《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与刘悦笛合著)、《艺术人类学》(与方李莉合著)等,并有译著多部。

向丽(1978—),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审美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近年在《文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5项。

 

目 录

001/译者序

001/序言

001/导论:作为一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审美人类学

010/第一章被遗忘的开端:恩斯特·格罗塞与审美人类学的诞生

011/一、恩斯特·格罗塞:学术形成期

016/二、作为对跨越不同时空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人类学

018/三、作为研究艺术的情感特质的美学

022/四、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美学:三个主题

026/小结

029/第二章日常生活中的美:人类审美的普遍性

031/一、人类、进化与审美

034/二、人类学和审美:探索“审美的人”

036/三、人类学和审美:偏好的民族志

042/小结

043/第三章人类学和美学

044/一、人类学方法大纲

055/二、美学以及在人类学领域研究美学遇到的障碍

070/三、一种断言:非西方文化中缺乏可表达的美学

075/四、关于非西方美学实证研究的回顾

082/小结

085/第四章人类学家的工作:对审美偏好的经验性研究

085/一、艺术批评研究

097/二、艺术家研究

108/三、审美词汇研究

113/四、艺术品研究

117/小结

120/第五章世界上的美:美学的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123/一、美作为一个研究主题

126/二、世界上的美

129/三、世界美学

131/四、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142/五、美作为人类有机体的反应

151/六、美作为反思的对象

154/小结

156/附录一:通过人类学研究美学:我的学术之旅

174/附录二:审美人类学:经验主义、语境主义与跨文化比较

——审美人类学访谈

183/译后记

 

丛书总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 方李莉

非常高兴能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推出这样一套国内内容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艺术人类学丛书(出全将有二十余本)。我想,这不仅是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说其内容最完整,是因为这套丛书包括艺术人类学教材、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外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系列译著)、田野考察(包括乡村与城市),还有中外艺术人类学家对话、中外艺术人类学讲演集、会议论文集等。

如果这套丛书能全部按计划出版,这将是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仅从字面上来看,其跨人类学和艺术学两个学科,但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仅会影响到人类学和艺术学,还会影响到相关的一些领域,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等。这是因为,如果仅仅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很容易将其局限于艺术的形式与审美等方面、艺术品与艺术技巧的分析等。但如果引入人类学的视角,艺术的研究就不仅与艺术品有关,还与艺术审美、艺术技巧有关,因为艺术还是潜在的社会和文化的代码及表征符号[①],所以其还将与许多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有关。

在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地域文化的再生产走向全球文化的再生产、资本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等人类社会面临急剧转型的今天,艺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越我们已有的认识。因为艺术所具有表征性、象征性和符号性,将会越来越成为趋向于精神世界发展、趋向于人的身体内部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变革的引擎。因而,新的时代,须要我们从更深刻和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艺术,以及艺术与社会、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笔者认为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巨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的社会转型是由科学技术的变革引起的,但每一次文化转型,包括对世界图景的重新勾勒,都是从艺术的表达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是时代的先锋,这是因为艺术的感知来自于人的直觉。理性也许稳妥,但却往往迟缓于直觉。就像“春暖鸭先知”一样,艺术也是时代的温度计,是最早地敏感到社会气候变化的一种文化表征。以往,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对艺术研究重视不够,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会纠正学界一些曾对艺术认知的偏差。

这套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十几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除了教材和理论部分之外,它还包含了十几本田野著作,它们是这套书的核心部分。因为人类学研究是以田野见长,也是以田野来实证自己的观点的。这里的田野著作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梭嘎苗寨田野考察系列:2001—2008年间,笔者以及其所在研究所的全体师生一起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由笔者担任课题组长),而对梭嘎苗寨的考察是其中一个子课题。那是在2005—2006年间,笔者带领本所师生(杨秀、安丽哲、吴昶、孟凡行,还有音研所的崔宪老师)组成的子课题组在那里做田野。安丽哲、吴昶、孟凡行是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在他们已经毕业,在不同的大学当老师,在这个系列里能出版他们的成果,我很高兴。

2006年,受北京民盟市委的委托,我们研究所做一个有关北京“798”艺术区的研究报告,并对其未来走向下一个判断,因为当时北京市委对是否保留“798”艺术区有所犹豫。研究的结果是:“798”艺术区是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象征,所以必须保留。自那以后,我们所的艺术田野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首先只是研究“798”艺术区,后来扩展到宋庄艺术区,这里除有刘明亮、秦宜的博士论文以及我们所共同写的研究报告外,还有我指导的一位韩国博士生金纹廷做的有关“798”艺术区和韩国仁寺洞艺术区对比研究的博士论文。这一系列课题研究得到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支持,因此,研究成果也是属于文化部资助课题共享的。

这套书里的另一田野部分,就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区的考察。从1996年开始,笔者就在那里做田野,持续到今天已近20年。开始只是自己在做,后来带领学生们(先后参与过这一课题的研究生们有:王婷婷、陈紫、王丹炜、白雪、张欣怡、张萌、郭金良、田晓露、陈思)一起研究,这是我们所持续研究时间最长、花力气最大的田野考察点。最初关注的是90年代以后国营工厂改制下当地传统陶瓷手工艺的复兴问题。2006年以后,发现那座古老的陶瓷手工艺城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不再是一座只有当地手艺人在创造当地文化经济而发展的城市,而是加入了许多外来的艺术家(包括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和外来的年轻的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们的城市。他们利用当地的陶瓷手工艺生产系统和当地传统的手工技艺,创造他们新的艺术品及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日用瓷。他们的到来不仅复兴了当地的传统文化,还创造了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当代文化和艺术,让景德镇又重归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但是,如果说在历史上景德镇是世界日用陶瓷生产的中心,现在它竟成了世界艺术瓷的创作中心。其之所以能有如此转变,是因为,当地流传了上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成了可供外来艺术家们开发和利用的文化资源。现在,当我们来到景德镇,以往那里废弃的国营大工厂以及周边的村庄都被开发成类似“798”、宋庄的当代艺术区。这些艺术区里聚集了许多传统的手艺人和外来的艺术家,是他们和当地的手艺人共同开创了景德镇新的文化模式和经济模式。这一套书包括口述史,田野考察,历史梳理,以及理论论述,会是一个不小的系列。

笔者花了8年的时间和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组的成员们一起,在西部(包括梭嘎苗寨)做田野,最后完成了一部题为《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专著[②]。其中许多观点不仅出现在西部考察的专著中,还一直贯穿在我们后来所做的有关景德镇乃至“798”、宋庄艺术区的研究中。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从“遗产(传统文化)到资源”的文化现象,即人们将传统作为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文化现象。

如:刘明亮在他的有关“798”研究的专著中,描述“798”留下的巨大厂房空间:“看到其在新时期的区域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转变:它是新中国工业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见证,同时也保留了工业化时期和‘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时期的痕迹,使之一方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又成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先行者。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是一个典型的‘从遗产到资源’的案例。”[③]也就是说,当年“798”工厂遗留给北京市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物质空间,还包含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文革”时期的许多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驻在那个空间里的艺术家、画廊,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其高大的厂房,还有效地利用了一段“红色”的记忆,创造了其特有的记忆文化。金纹廷也在其专著中写道:“‘798’艺术区和仁寺洞文化区的共同点在于,传统和现代、艺术产业和观光产业共存一处。同时,两个地方都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在艺术区的构成和系统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变化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④]

通过这些田野我们看到:第一、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⑤],它们正在共同建造一个新的人类的社会文化;第二,以往人们是通过开发自然资源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开发“文化资源”来“重构文化”。第三,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正在取代传统的资本社会和资本经济[⑥],其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与知识、与智慧、与经验和信息有关的工作。这些人是艺术家,设计师,手艺人,建筑师,工程师,广告策划,网络工作者,金融家,科学家等等。也就是说,今后社会的竞争不再是资本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规模的竞争,而是知识、技艺、信息、经验、策划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竞争。而这所有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体外部,而在于其内部。也就是说,身体与劳动工具、与资本合而为一的时代又要来临,好像是对传统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的来临,一种新的竞争方式的来临。笔者看到有一部书,名叫《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⑦],因此,我们不妨将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命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文化变革或社会变革”。

而这一切变革都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和现代是以艺术作为桥梁,才把它们关联在了一起。如,所有的传统手工艺,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今天,只有变成艺术,或者为艺术化的生活服务,才能保存下来。正因为此,景德镇才从传统的日用瓷中心发展成当代的艺术瓷中心。另外,艺术是重构传统景观和传统文化的最直接手段,正是这种重构激发了文化产业的向前推进,也抹平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

同时,当文化重构成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再生产方式时,艺术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笔者在西部做考察时发现,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能转化成艺术,就不仅不会消失,还能够继续发展,这种发展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认同,也重新模塑了当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⑧]

以贵州的梭嘎苗寨发展为例,2005年我们到那里去考察时,当地的村民们生活很困难。将近十年过去了,据说当地不少的村民们已经脱贫了。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变成艺术在出售,如他们的歌舞、刺绣等。这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新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人类创造文化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人与物的互动,而是人与文化的互动。其生产的结果是,人们不仅是在消费物质,也是在消费符号和形象,这也就是文化产业兴起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传统成了文化和艺术再创造的资源,所以我们还看到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成为可供展示和可供表演的符号,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几乎都成了民间艺术家。可以说,没有艺术的表现,人们是很难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性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艺术的表现也就不会有今天红火的文化产业。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社会、传统手工艺城市。即使在现代大都市,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也一样。人们也不再以再现自然景观或现实生活为目标,而是不断地在原有的文化中去寻找重新创作的符号。如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等,他们都是在不断地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来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源,徐冰的《天书》则是在中国的精英文字的历史中寻找资源,吕胜中铺天盖地的《小红人》却是在陕北的民间剪纸艺术中寻找资源,等等,举不胜举。在未来的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中,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代码所体现出的价值会越来越重要。以后,笔者会有专门的论著来讨论这一问题,并希望也能在这系列丛书中出版。

总之,田野工作是令人兴奋的,其会为我们呈现出许多鲜活的社会知识和智慧,所以,这套书是以艺术田野为重头的。当然,理论总结也同样重要,所以在这套丛书中还会有罗易扉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思潮》和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思潮》。他们都曾经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博士生,出版的也都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另外,为了便于教学,笔者在学生们的帮助下,还会将自己多年的教学大纲编著成一本《艺术人类学十五讲》出版。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因此,翻译介绍、与西方学者合作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我们所的李修建副研究员,一直在组织大家翻译一些非常经典的艺术人类学论文,其将会将这些经典的论文汇集一体,在这套书中出版。另外,我们还将选择罗伯特·莱顿、范·丹姆、墨菲三位世界著名艺术人类学大家的代表作翻译出版。他们和我们研究所有着长期的联系和广泛而深刻的学术交流:罗伯特·莱顿和范·丹姆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中国参加我们和学会共同组织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尤其是莱顿教授,其受国家外专局的聘请作为外籍专家在我们所工作三年,此期间,他一直参与我们的教学工作和景德镇的田野考察工作。所以,景德镇的这一部分成果也要部分归功于莱顿教授,是他和笔者一起指导学生,和笔者共同完成了许多研究。在共事中,我们打算以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为主题,出版一本对话录——东西方学者不同的田野工作方式与体验——应该会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另外,范·丹姆一直在研究审美人类学,在这方面他是世界级的权威,他一直希望和笔者有一个对话,对话的主题是通过田野来讨论不同地方文化中的不同审美趋向,以及这种审美趋向背后所生成的社会结构等——如果能完成这一对话录,其也会成为这套书中的内容。时代的发展须要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互补和互动,加深彼此间的共同理解,同时携手解决或研究一些世界性的问题。也因此,这套书的作者,不仅有我们所的师生以及曾在我们所受过教育、如今已在全国不同高校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还有多位与我们所长期合作的外国学者们。

现在这套书有的已经完成即将出版,有的还在修改之中,有的刚开始写,因此,要全部完成,可能得有两三年时间,也许还会更长。但这是一套有价值的丛书,希望出版后能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套书的出版能够推动艺术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最后还要声明的是,这套书的成果不仅来自于我们所的学者们以及曾在我们所受过教育的硕士生、博士生们的共同努力,还要归功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共同参与。因为,以后学会每年的年会论文集也将放在这个系列中出版,这也增加了这套书的出版分量。

写这篇序言时,我正在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访学,受出版社敦促,匆匆写成,权当是主编这套书的思路概述。

再次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资助!也由衷的感谢编辑们的辛勤劳动!

方李莉

2014年12月18日写于英国杜伦大学

序 言

范丹姆

2013年10月31日晚,我有幸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作了一场讲座,题目是“审美人类学:对视觉偏好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讲座结束以后,在问答环节之前,主持人程相占教授用中文做了一个评议。其间,我听到程教授说了一个英文术语“审美物种”(aesthetic species)。我在讲座中没有使用这一术语,我真希望用了它。因为它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讲座的精髓:我们人类确实是审美的存在,每天都会经历视觉上的好恶,比我们最初所认为的更为关心美的创造、使用和评价。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这一突出特征,我建议我们应该运用各种审美学科的数据、视野和方法。不仅包括那些传统上关注审美的学科,最突出的是哲学,还包括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过程所产生的有机体的新学科。总之,让我们以目前能得到的各种方法来考察人类的审美之维,让我们将人类视为一个审美物种来进行研究。

当晚,我们散步回到我的住处,程教授提出,我的讲座主题相关的书,值得译成中文出版。我并没有这样一本书,不过那次深夜对话,让我有了将先前发表的从人性视角研究审美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想法,这部文集,的确是将人看成了审美物种。现在,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我十分感激程相占教授的最初提议。

我和程相占教授认识,是由于李修建的介绍。2013年,我参加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李修建为我联系了一系列讲座,程教授供职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即是其中之一。这段旅程令人难忘,我对李修建的周到安排,始终心怀感激。我同样要感谢他精心翻译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除了第三章,本书其他部分都是由他译出的。第三章的译者是云南大学的向丽教授,这章的篇幅很长,我对她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翻译此章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要感谢下列刊物和出版社,他们慨然授予版权,允许我将发表过的文章结集出版。

第一章, “Ernst Grosse and 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恩斯特•格罗塞和审美人类学的诞生》)Anthropos107 (2), 2012, pp. 497-509, © Anthropos Institute.

第二章,最初题为“The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Aesthetics: Human Beings, ‘Ordinary Beauty,’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日常美学人类学:人类、“日常之美”及其跨学科研究》)inLesthétique du beau ordinaire dans une perspective transdisciplinaire, ed. Janusz Przychodzen et al., Paris: L’Harmattan, 2010 (E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des Sciences), © L’Harmattan.为了更显清晰,以及与本书其他部分一致,我做了少许修改。

第三章和第四章原是我的书中的章节,Beauty in Context: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Leiden: E.J. Brill, 1996, © Royal Brill.

第五章,最初发表时题为 “World Aesthetics: Biology, Culture, and Reflection,”(《世界美学:生物学、文化和反思》) 发表于Compression vs. Expression: Explaining and Containing the World’s Art, ed. John On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原先对三个案例研究的讨论,扩写为该章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美”的评论。

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中译版已经发表于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导论部分“作为一门跨文化和跨学科探索的审美人类学”,是专为本书所写。

本书导论:作为一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审美人类学

 

在人的面部和身体、自然、艺术和设计之中,存在所有人都认为具有吸引力或漂亮的视觉特征吗?反之,存在所有人都认为看上去令人厌恶或丑陋的对象吗?如果存在这种视觉偏好的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审美普遍性?

人类在视觉趣味上的喜好和厌恶,像文化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或他们所属的时间阶段所决定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审美偏好上的文化相对性?

这些关于人类审美偏好的普遍共识和文化差异的基本问题,又引发了其他一些疑问。有人可能会问,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环境在对视觉偏好的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有人可能会想,个体经验和偏好是如何纳入到情感性视觉反应的全球一致性和时空多样性这一宏大的问题框架的?任何此类问题都会引发审美乃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的关注。事实上,由此引发的最基本的问题或许是:为何人类会有审美偏好?我们为什么首先会体验到美和丑?有人或许认为这是一个宽泛的哲学问题,而其他人将其视为一个基本的生物进化问题。

哲学和科学都源于好奇和提问。上面涉及的基本问题,由对人类作为审美存在的认知兴趣所引发,或许会导致持续的研究和争论。探讨这些问题的适当的学术环境,首先应该是美学这一学科。不过这一学术领域很少关注“审美的人”这一基本问题。至少在西方学界,美学几乎只关注西方传统之内的“艺术和美”(将“艺术”而非“美”作为 主要分析对象)。

除了没有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视野,美学还被描述为缺少跨学科的角度。无论西方还是其他地区,美学都几乎被纳入哲学范畴,甚少关注其他学科的成果。在西方,无论是18世纪确立的美学,还是其古典时代的知识先躯,全都主要对艺术、美和崇高的本质和条件进行思考。即使在20世纪,美学这一学科同样极大地忽视像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甚或艺术史等相关领域所提供的经验性数据和视野。美学的研究重心是概念分析,它对历史上权威思想家的艺术观表现出经久不息的研究兴趣,审视并评价它们,因此,美学这一学科或许可以更为恰当地称为哲学美学,或更好地称为艺术和审美哲学。

本书所提出的“审美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最好描述为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框架进行美学研究的一种尝试。这一框架可以系统性地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对人类生活中的审美所做的任何有条理的考察,都应该进行回答。因而,具有不同意义的“人类学”,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审美问题加以研究。

人类学和美学

此处所用的人类学这一术语,在其基本的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对人的研究。这一单词anthropologia的最初意义来自古希腊语anthropos(人),由16世纪的欧洲人所创造,帮助他们建构一套思想,能够就人类的审美提出一些既明确又中肯地的基本问题。除了探讨审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广泛上的“审美人类学”还应提出如下基本问题:人类审美感觉的起源和本质;审美对象的创作、使用、评价和效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世界各文化对审美的反思或思想。在此需要指出,对人类审美之维的如此综合的研究思路,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些手册和学院网站上仍将人类学描述为对人性的研究。不过,在20世纪,人类学这一术语,尤其是狭义地指“文化人类学”时,更多特指对世界上仍然过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小型社区的研究。在此语境中,人类学家主要指的是那些通过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和劳动,获得关于这些社会或文化的第一手知识的人。人类学家的工作被称为民族志田野调查或参与式观察,一般要持续一年以上,至少要学会当地语言。在西方,从20世纪早期以来,对小型社会的在场调查成为人类学家的学术“通过仪式”(后来拓展至在其他语境下的“嵌入”研究。)

西方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学者,这一术语在此语境下更为合适,不过用得较少——绝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各地和美国土著之中从事研究。他们亦在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考察,不过还未涉及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和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除了探讨汉民族的民间传统,似乎更多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

就此而言,“审美人类学”指的不是关于“人性和美”的大问题,而是由人类学家在社会或文化语境内对审美问题所做的调查。人类学家探讨当地的视觉偏好、人与艺术之美的文化标准,以及作为民众审美语汇的关键概念的相关问题。他们还分析审美的社会文化融合,考察诸如美在宗教、社会特权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等问题。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家还会努力记录一个文化中的“审美知识”,比如,人们对美与善、丑与恶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或者由创造出与感知到的美所产生的一种崇信效果。

的确,从事“审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数量不多。不过,艺术史家,或中国的民俗学家,会对小型社会的审美问题进行同样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大多采用20世纪“田野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路径进行当地研究。

尽管这些研究事实上没有寻求与“审美的人”这一更大问题的关联,不过,这种当地研究,对于致力调查人类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由人类学家和相关研究者所做的经验性研究,长期以来确立了审美感觉的普遍性。到了20世纪,一些学者和外行对这种普遍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美的创造和欣赏需要一个发达的或文明的心灵,这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中是不具备的。

除了揭示审美感觉和审美评价的普遍性,人类学家还提醒学界注意到审美在人类生存中的普遍性。人类学家关注社会各成员的日常生活,而非那些文化精英考究的审美实践和优雅的审美经验,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美在民众生活中如何具有普遍性——不仅包括本书所关注的美的评价问题,还涉及到美的创造和使用。因而,人类的视觉外貌,除了面部和身体,还包括发型、服饰,以及对自然形体的其他修饰,皆在日常的基础上进行审美评价;家庭居室和公共空间常被加以美化,日用餐具也会大加修饰或精心设计;美丽的鲜花常用来装饰祭祀先人或神灵的圣坛,当其凋谢之时便被替换;等等。尽管暗示了大量的物品会被生产、使用,并以审美术语进行评判(大多数超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不过,正是这些日常之美,而非制作精良却不具备共同视觉审美属性的事物,证明了审美在人类生活中是一个多么基本的特征。相比审美的普遍性和对人类的任何综合性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对人类审美的学术关注的确非常不足,尤其是从跨文化和跨学科视角的关注,更显其少。

 

人类学方法

将审美解释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除了其自身独特的表现,还可视为人类学带给美与相关现象研究的一个典型视角。不过,人类学家通过发展出的一套独特方法,同样有助于探讨这一具有民主化倾向的审美。这一方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对此在随后章节中有更多探讨。这里对它们与其他学科视角之间的关系做一简要介绍。这一与众不同的人类学的审美研究方法,可以视为对“审美人类学”的第三种解释,另外两种,一是对审美的人的综合性研究,二是调查世界上小型社会的审美问题。

人类学家在研究审美问题时所用方法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经验性数据乃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一旦集中起本书涉及的各种方法,针对视觉偏好和其他审美现象的经验性发现,既可以进行归纳性的概括,更可以做解释性的推理。后者亦包括对这些概括本身的解释性分析。经验性数据尽管在哲学美学中是缺乏的,却是实验心理美学和神经美学的突出特征,它们还是并不多见的社会学美学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力图确立的经验性数据的特征和区别在于,它们是民众关于自身的审美偏好和审美观念的口头报道。正是实地研究的出现,最终使得人类学家能够较好地依赖这种地方性的意见。这种以口头观点为主的方法论,取代了以往根据视觉艺术的表达推测一个文化的审美观念的人类学规则。

田野调查对即社会文化语境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将其视为人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早在18和19世纪,西方“摇椅上的学者”在研究远方的异域社会时,时或得出一个结论,即文化的某些维度只有依据其他维度(政治和宗教;经济和社会,等等),才能见出其意义。因而这些学者帮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元素是如何在因果层面上相互关联的。20世纪以来的田野实践强化了这种语境意识,因为人类学家通常会沉浸到陌生的文化中,将其视为一个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整体加以研究。将单一的现象整合进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描述和解释,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普遍图景。

就审美而言,这种语境意识尤其注重探讨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成员的审美偏好的影响。不过,语境主义者的考察亦涉及审美对象的功能、作用和效果,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评价。宗教领域的一个例子是,美如何用来取悦献媚于上帝、祖先或神灵。在研究审美问题时,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强调与其他学科所用的方法明显不同,尽管有人认为社会学家也同样强调语境。

20世纪,文化人类学与地方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使得语境主义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不过,早期欧洲的摇椅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跨文化比较。20世纪前后,对世界各地社会文化现象的比较主要依据的是由非专业人士收集的十分肤浅的数据,基于对这一状况的批判性分析,人类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创建世界各地文化的数据,直至获得足够充分的资料,他们才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此外,随着研究空间转向田野,这种对异域文化语境的持久而高度的介入,使得人类学家越来越强调其他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因之,描述一个文化的独特性,很快被视为要比进行跨文化比较更具意义。20世纪晚期的一些后现代人类学家甚至宣称,人类的文化差异巨大,对它们进行比较没有理论意义。

尽管如此,文化人类学在今天仍然宣扬自己是唯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的视野的学科,尽管社会文化现象的系统性比较如今已经很少了。考虑到比较在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人们还应该记住人类学研究总是(至少是含蓄地)涉及到人性的一致性和多样性。这种对人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认识,主要就是跨文化比较的产物。

在审美研究中,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开始关注在对“审美的人”的追问中所提出的一些大问题。因此,根据这一方法处理审美人类学的经验性数据时,人们能够提出,哪些视觉偏好是世界各文化中的人们共有的,哪些不是。就后者而言,对不同的审美偏好在其语境中进行跨文化比较,可以揭示一些潜在的模式或重复性的原则,它们在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系统地产生了不同的偏好。

不过,接下来对审美领域所确立的任何普遍性或跨文化的模式所做的解释,最终则会超出对经验性和语境化的数据的跨文化比较本身。因为后一类型的分析,仅仅关注文化层面,而非作为进化生物学的人的更为基本的层面,后者可能最终需要对人所共享的是什么进行更为全面的解释。

对人的生物进化本质的观察,使我们回到人类学作为对人类物种的综合性研究这一宽泛的概念。16世纪德国的人文学者首次使用了anthropologia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人之为人的所有层面的研究,从解剖学和生理学,到社会文化行为,以及人的心灵或精神。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所有这些层面都是互有关联的,应该进行综合研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说,这种对人的研究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不过,西方传统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对人及其研究的整体性观念,认为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的精神活动是和人的生物机体截然分离的。

不过,对人的整体性研究,又被那些喜欢用生物进化论的方法研究人类心灵和社会文化行为的学者提了出来。这些新近的方法展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和侧重点,这反映于它们的各种学科命名上(如进化论心理学、人类行为学、生物文化人类学等)。从我们的视点来看,这些受达尔文主义启发的方法,在试图解释人类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普遍共通性时,考虑到了人类共享的进化遗产。当这些相似点以在一种浅表的层面呈现自身时,当它们采取了潜在于文化差异之下的重复的形式原则时,它们就会这样做。如此以来,这些生物进化论方法在尝试解释审美领域的任何普遍性规则时,也会证明是有用的。

本书坚持对人的整体性视野,支持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哲学人类学”这一术语有时用于指定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它关注人类的本性这样的大问题,广泛借鉴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过,“哲学的”这一修饰词在此具有误导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哲学人类学”都是跨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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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人性和美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条不同的路径阅读。对将审美视为人的一个多维面向进行广泛的探究怀有兴趣,并对跨学科研究得出的一些结果感到好奇的读者,可以先从比较综合的第五章开始。纵览该章之后,如果对相关话题产生了兴趣,可以再看之前的章节。第五章内容比较丰富,介绍了三种当代的研究路线,每种都采取了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视野。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侧重于人类审美的某一方面。它们分别关注审美在人类进化史上的起源,审美与相关社会文化语境的系统性关系,以及世界各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的方法论反思。

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定位于生命科学,考察审美经验以哪种方式基于人类物种的生物进化。这一研究被称为“进化论美学”——连同相关的“神经美学”,其将审美经验作为人类大脑的活动——乃是作为人类普遍现象的审美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类研究属于社会和文化科学,涉及到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来考察视觉偏好的经验性和语境化数据。除了确立审美评价的普泛性标准,这类研究还通过探讨具有文化变迁性的视觉偏好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以阐明美的概念的文化相对性。

第三条研究路径属于人文学科,探讨审美如何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并分析各文化传统中的系统性思想。这种对审美哲学的跨文化考察,传统上称为“比较美学”,如今亦用“跨文化美学”(“transcultural aesthetics” 和 “intercultural aesthetics” ),它作为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促进了全球性的视角。

此外,第五章提出,这三种研究方式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关联。例如,进化论思想的解释模式可以很好地用在审美评价的普遍性上,人类学研究表明了这种普遍性的确存在。该章还提出,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可以整合到一个包罗甚广的学科,人类审美的各种维度都可作为其研究对象。该章建议,这一新的跨学科可以称为“世界美学”。这一命名类比了“世界艺术研究”,后者同样宣扬全球性视角和跨学科方法,主要研究视觉艺术,与视觉美学的研究领域有所重合。

第五章所提出的整合性的方法,或可被恰切地称为“审美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此处的“人类学”指的是对人类的跨学科研究。不过,我在此章有些犹豫使用这一标签,因为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人类学这一术语首先指的是对欧洲之外的当代小型社会的研究。中国的知识传统或许没有如此负累,或许更倾向于接受人类学的词源学意义,即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除了先读第五章,读者亦可从头开始,逐章翻阅。第一章主要介绍德国学者格罗塞的先驱性工作。在1891年发表的一篇纲要性文章中,格罗塞首次提出了“审美人类学”,既提出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亦给出了解决的方法。格罗塞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真正人类学的,因为它们是从将人视为一个整体的视角而提出的:所有人都会经验到审美愉悦,是人类的一个特征吗?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对艺术的趣味随时空而不同的事实?人类何时开始给事物加上审美维度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格罗塞建议运用他所说的“民族学方法”(ethnological method)。这一术语反应了当时的德国学界将其与意指体质人类学的“anthropology”所做的区分,“ethnology”指的是对不同时空中的民众或民族的比较研究。格罗塞提出,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可以很好地用来对世界各地的审美偏好有关的经验性数据进行分析。格罗塞的著作完成于专业化的田野调查逐渐引入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之前,他对于审美研究中何者构成经验性数据的观念有别于后来的学者。他的方法的经验性基础不是由明确表述的当地观点构成,而是由民众的视觉艺术组成。根据这些视觉艺术,研究者就会推断出这些民众的审美偏好或审美原则。

需要看到,格罗塞的研究方案从来没有被后来的学者所实施,他本人对此亦没有详细说明。几十年后,人类学才开始零星地思考审美问题。在那之前,人类学家似乎没有注意到格罗塞提出的方法论起点。甚至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格罗塞提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前两个对审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才在人类学界系统地提了出来,他们用的方法在本质上和格罗塞的一样。我在此提一下我的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格罗塞的论文更是最近才被发现。人们只能想一想,如果格罗塞的奠基性论文没有湮没无闻,而是引导着19世纪以来的讨论、应用和完善,那么“审美人类学”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

第二章涉及对审美作为一个学术分析对象的解释。本章阐述了上面所介绍的观念,即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审美是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一部分,这既基于审美创造、使用和评价的宽广对象,亦根据人类生活中频繁发生的各种审美面向。为了论证这一如此宽泛和日常的审美观,该章试图表明,根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志例证,视觉审美领域远远超出了西方哲学美学传统所关注的绘画与雕塑等精英艺术的生产和无功利反思。

第三章以更多细节解释了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三个特点,对此上文已简要提及。它还涉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人类学家似乎很少研究美和丑的概念问题。为此,该章加了一些更具知识史意义的评论,时间集中在20世纪的发展。在该章最后对学术史作了一些梳理,不过决不是该领域的全部历史。

第四章对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就审美的经验性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方法,作了一个调查和分析,他们主要集中于小型社会的研究。这些方法几乎全部集中于收集与审美偏好和审美观有关的口头评论,包括谚语等口头艺术形式中所表达的观点。在考察审美时,依赖口头艺术有其理论缺点。尤其在分析审美经验时,口头评论只是个体所经历的经验的次要的合理化或归纳性的反思。不过,在了解一个社会或文化中民众的审美偏好及其对审美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时,口头表达的观点是极有价值的。

译后记

2011年11月,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先生首次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的会议。那次会议是在美丽的玉溪师范学院召开的。玉溪环境绝好,湖光山色,清幽动人。一座红塔,矗立于校园一角。空气中弥漫着烟丝的味道,是一种浓淡适宜的芳香。玉溪师范学院诸位可爱可敬的同仁,怀着极大的真诚和热情,尽心竭力,会议举办得相当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范丹姆定然也深受感召,心底生出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此后每年,他都积极参加我们的会议,并提交高质量的论文。

由于学术背景类似,加之性情相投,我和范丹姆近年时有邮件往还,在英文和学术上受惠颇多。于是,翻译他的书,便有些义不容辞。范丹姆已在序言中提及,这本书,最初是由山东大学的程相占教授邀约的。程老师古道热肠,欲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一套译丛,终因版权事宜搁浅。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老师和中国文联出版社邓友女老师的关心和支持下,将其列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艺术人类学文丛”系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因此,要向程相占、方李莉和邓友女三位老师,表示特别感谢。

云南大学的向丽教授翻译了本书第三章。向丽是王杰教授的高足,一直在做审美人类学,理论功底深厚。同样出身美学,她又是我同事与好友王磊的硕士同学,再加她看上去一团喜气,让人觉得亲切,所以我总是直呼其名,尽管她已是教授博导。本章原为范丹姆《语境中的美》一书的导论,篇幅很长,涉及内容繁多,向丽为此投入了巨大精力。在她翻译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的张浩军副教授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娟副教授,在若干语句的翻译上曾提供诸多帮助,在此谨致谢意。另外,本书的译者序,亦得到向丽的悉心指正。

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源自《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Beauty in Context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一书。此书1996年由Brill出版社发行。Brill出版社创建于1683年,是一家有着300余年历史的老牌学术出版社。这两章需要向该社购买版权,最初要价1100余欧元。我问范丹姆,能否还个价。他觉得希望不大,因为Brill有其风格和脾气。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该社负责版权事务的Laura Westbrook女士发一邮件,略陈学术著作出版之不易,相必贵社亦感同身受云云。Laura女士很快回信,慨然将费用削减大半。我将此事告知范丹姆,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吧。

范丹姆治学,必欲穷尽相关资料,因此书中有大量脚注,不乏对研究文献的罗列。为了便于阅读,我删除了少数篇幅甚长的罗列式注解。范丹姆对此表示认可。

本书若干章节,已发表于《民族艺术》和《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在此对廖明君先生、许晓明女士和徐英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邓友女和王海腾两位女士。一本书的顺利出版,编辑工作总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李修建

2015年7月15日



[①]Robert Layton,Material Culture Lecture 4, November 2014 in Duham University.

[②]方李莉主编:《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

[③]刘明亮:《北京“798”艺术区:市场化语境下的田野考察与追踪》(博士论文),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④]金纹廷:《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区比较研究——以北京“798”艺术区和首尔仁寺洞为例》,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⑤][美]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⑥][日]界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⑦]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kin)著,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⑧]方李莉著:《“文化自觉”与“非遗”保护》,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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