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峰：国内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内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赵书峰

摘要：21世纪以前,瑶族传统音乐研究以自律性的本体分析研究为主，兼有少部分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综合性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受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渗透与影响，瑶族音乐研究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性。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瑶族音乐形态的描述与分析时，还明显带有受到以西方古典音乐和汉族传统音乐为中心的分析评价观念影响的痕迹。目前的研究多以共时性的个案考察为主，较多关注到当下的音乐表演活动，缺乏对其发展变迁轨迹的历时性观照与审视；针对瑶族传统乐器的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方面的问题关注者较少；有关瑶族跨界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力度不够，亟待针对中国与缅、老、泰、法、美等国瑶族音乐展开综合比较研究。

关键词：新世纪；瑶族传统音乐；回顾与思考

一、21世纪之前瑶族音乐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刘伟民^[①]、梁钊韬^[②]、雷泽光^[③]、江应樑^[④]等为代表的民俗学者，掀起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序幕，而有关瑶族音乐研究则起始于黄友棣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连阳瑶人的音乐》^[⑤]，该文是作者于1938年对粤北连南排瑶、过山瑶音乐的调查报告。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已将瑶族音乐的风格与形态特征置于其特定的地理、民俗生活环境中进行综合考察，已经初步呈现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特性。然而作者当时所持有的研究观念却带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这与当下民族音乐学倡导的文化相对学术观念明显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经过“文革”的断层期，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时期，瑶族音乐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其一，改革开放初期，湘、粤、桂区域内的瑶族音乐研究以音乐文化工作者开展的具有集成性质的调查工作为主，参加考察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广西艺术学院等高校学者。学者们对上述三地的过山瑶、排瑶音乐进行了初步的田野考察，采集了大量的瑶族民歌与仪式歌曲，针对其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描述，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当时以音乐学方法为主导的学术环境影响下，该类研究比较注重音乐本体的描述与分析，较少将瑶族音乐置于其社会、历史、民俗节庆仪式中进行立体考察，因而不免存在着把瑶族民俗仪式歌曲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抽取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歌歌种进行自律性考察分析，以致忽略了对瑶族音乐具有的整体性、功能性特征的学术考量等问题。又如，《盘王大歌》，是目前公认的第一本对广西瑶族该类民歌（包括“七任曲”）较为完整地进行记录、搜集与整理的学术著作^[⑥]，是后人研究瑶族音乐的十分难得的参考资料。然而，由于当时的学界还比较缺少应该尊重局内人本土思维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观念，而在其中人为加入了编者的某些个人创作元素。例如，歌曲主旋律下方被加入了人为创作的伴奏声部，导致了其形态与文化属性产生变化。由于加入记录者二次创作的元素，就已经不是原本的瑶族盘王大歌了。

其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刚传入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吸纳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理论，将瑶族音乐的形态结构特点置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思考。中国艺术研究员音乐研究所何芸、伍国栋、乔建中三位学者于1982年率先对湘、粤、桂三地的瑶族民歌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并在相关研究报告基础上撰写了具有民族音乐志性质的民歌研究专著《瑶族民歌》^[⑦]。笔者认为，这本书里，除了在田野考察和民族音乐志写作上显现出开拓性和创新性因素之外，还由于作者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到瑶族民歌的结构特征与其所处的特定地理、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融入了其带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观照与思考，从而在研究思维和分析方法上呈现出明显有别于前述一类研究成果的，更为成熟、深化的学术性因素特征。

其三，20世纪90年代开始，瑶族音乐研究的学术理念开始出现新的转型。如杨民康、杨晓勋《瑶族道教科仪音乐》^[⑧]一书，作为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瑶族传统仪式音乐的学术专著，其中不仅涉及了许多传统宗教仪式音乐内容，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特点，而且率先关注到瑶传道教音乐的跨族群、跨支系、跨地域性的比较分析，将学术视野拓宽到具有人类学特性的跨文化和区域性研究层面，因此在西南地区瑶传道教音乐研究及多民族音乐文化比较研究方面具有拓荒性的学术意义。

二、新世纪以来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一）回顾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瑶族音乐研究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大量的田野实践基础上，结合相关的人文社科理论，对瑶族传统音乐的风格与形态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化的解读与阐释。

首先，湖南瑶族音乐文化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此方面课题主要集中于对湘南过山瑶音乐、湘中花瑶音乐的考察研究。例如，自2007年以来，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一批硕士学位论文对湖南蓝山、常宁、宁远、隆回等县的过山瑶与花瑶的民歌、民俗仪式音乐给予了系统、规模化的考察分析。在单篇学术期刊论文中，赵书峰的两篇论文《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⑨]和《梅山教仪式及其音乐的文化阐释——以瑶、汉梅山教仪式为例》^[⑩]，以湘南瑶族“还盘王愿”“梅山教”仪式音乐为考察个案，重点探讨了瑶传道教仪式音乐与梅山教的文化关系，以及梅山教仪式音乐所体现的二元族性（瑶、汉）身份建构问题。黄华丽的两篇文章《湘南瑶族<盘王大歌仪式及音乐——以礼曲“七任曲”为例》^[11]和《湘南瑶歌不同族类分支的比较研究》^[12]，主要针对湘南瑶族盘王歌中“七任曲”，以及平地瑶与过山瑶民歌的音乐本体进行分析和探究。另外如杨果朋、李强《雪峰山区瑶族呜哇高腔号子歌的艺术特征及赏析》^[13]，聂国红、刘怀保《音乐瑰宝——隆回花瑶“呜哇”山歌初探》^[14]两篇文章，都是首次针对湖南隆回花瑶“呜哇歌”音乐的形态特征进行初步考察分析，但是作者一定程度忽略了对“呜哇歌”族性特征的分析与思考，因为“呜哇歌”是一个跨族群（瑶、汉）分布的民歌歌种。另外，自2008年以来，在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广田律子教授的带领下，一批中日学者多次对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的传统文化（如还家愿、度戒等）展开了田野考察工作，搜集了很多文献及影像资料，其研究成果依次在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网站^[15]主页公开，且刊印了瑶族文化研究所通讯（1-5号），期间还举办了三次瑶族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2009年长沙、2010年日本神奈川、2012年长沙），与此同时中国湖南省也成立了“湖南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就此掀起了湖南瑶族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

其次，广西瑶族音乐研究热度不减。其中有3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涉及到对广西境内的过山瑶、布努瑶民歌与民俗仪式音乐的考察研究。如黄钰婷《瑶族民歌的地域差异研究》（2011）、刘雯《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布努瑶音乐研究》（2011）、肖文朴《音乐与空间：民间仪式音乐景观研究——以桂东瑶族度身、还愿、丧葬、婚庆为例》（2013）。在学位论文方面，主要有刘雯《番瑶音乐文化研究》^[16]，是对番瑶传统音乐与周边族群的比较研究。吴宁华《仪式中的史诗<盘王歌研究》^[17]，通过史诗手抄文本，采用口头套语理论对广西贺州、田林两地瑶族盘王大歌进行分析解读。在学术期刊论文方面，肖文朴系列文章^[18]和吴宁华的《还盘王愿仪式中的“啰哩嗹”》^[19]，针对广西瑶族的“还盘王愿”和“度戒”等仪式音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分析。其他学者的研究则涉及到了广西瑶族乐器与器乐组合研究，如刘雯《巴马县瑶、壮铜鼓乐手语言行为的比较研究》^[20]，以瑶、壮铜鼓演奏技法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两个族群音乐间的文化“互文”关系问题。赵意明《广西瑶族“八音”的色彩区》^[21]，是针对桂东北、桂中、桂西北瑶族器乐组合形式——“八音”音乐风格与形态特征的比较研究。丁梦溪《广西金秀十八家盘瑶婚仪唢呐音乐的艺术特征及功能分析》^[22]、侯道辉《广西金秀县十八家瑶族唢呐婚庆音乐研究》^[23]，都关注到了瑶族婚俗中的唢呐音乐。吴凡《碎片与重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红瑶岁时仪礼阐释》^[24]，探讨了旅游文化、民族国家语境中的红瑶岁时仪式中的民族认同问题。刘雯《歌唱竞技与传承——番瑶音乐传承研究》^[25]，是对广西番瑶音乐传承问题的研究。总之可以看出，广西瑶族音乐研究呈现出规模化与系统化特点，既注重对瑶族音乐个案的考察，又关注到不同支系瑶族音乐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同时还涉及了瑶族与其他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对族群音乐之间“涵化”问题的考察），尤其是对于瑶族民俗仪式声音景观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乃是一个学术亮点。

第三，《瑶族传统仪式音乐论文集》出版发行，是对瑶族仪式音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该论文集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课题经费资助下，由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国内瑶族音乐研究中的一些资深学者（如黄友棣、彭兆荣、杨民康、周凯模等）及部分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内容主要涉及了湘、粤、桂、滇区域内的过山瑶、排瑶、蓝靛瑶民俗仪式音乐的考察研究成果。所收入的早期研究瑶族音乐的一篇重要文献——黄友棣《连阳瑶人的音乐》，由赵书峰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校订与整理。一直以来，国内外有关瑶族传统文化的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方面的论文集出版相对较多，而涉及音乐方面的论文集则几乎未见，因此可以说，该书的出版乃是对七十年以来国内学者有关瑶族民俗仪式音乐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梳理，它对于今后瑶族音乐研究的进一步全面展开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和参考价值。

第四，有关瑶族与其他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类比较研究，对于洞察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涵化、濡化的历史轨迹，以及透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致在目前民族音乐学领域，跨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26]此方面论文，如王耀华《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考证——以苗"瑶"畲三族为例》^[27]，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理论对苗、瑶、畲三个族群音乐的“典型性腔音列”展开分析研究。蓝雪霏《畲族仪式音乐与盘瑶仪式音乐文化之比较》^[28]，重点探讨了畲族与盘瑶在仪式与音乐文化上的区别与联系。吴凡、胡建《仪式音声与族群张力——湘中汉人与桂北红瑶人“还愿”仪式比较研究》^[29]，针对“还愿”仪式音乐所呈现的跨族群（湘中汉人与桂北红瑶）特性给予了初步的比较分析研究。总之，笔者认为，当前在城市化、城镇化、移民工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极其频繁，在某种情况下为其“涵化”过程带来诸多可能。所以，考察瑶族传统音乐，不能完全满足于将其置于自我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同时也要以他文化（或周边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综合考察，这样的研究才有助于更加立体、多维度的考量瑶族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

第五，跨学科视野下的瑶族传统音乐的分析与解读，丰富了该类课题的研究视野与表述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瑶族音乐研究多呈现出一种在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结合了宏观与微观不同视角的学术思考。学者们的研究不再是抽取单一的歌种、乐种作为分析描述的对象，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观照瑶族音乐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亦即通过音乐研究当地的文化，通过当地文化反观其音乐结构。受上述学术理念的影响，学者们结合文本理论、史诗理论、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等方法论，对瑶族传统仪式音乐进行了深层的表述和阐释。如杨民康的《论云南蓝靛瑶道教仪式音乐中的民歌演唱套路》^[30]，借用语言学的转化生成语法的分析思路，以内文化持有者自身（“主位”）观念为观察对象和出发点，探讨蕴藏于云南蓝靛瑶道教中的民歌演唱套路中的“深—表”主位音乐创作与文化思维观念。周凯模的《排瑶“歌堂仪式”音声研究》^[31]一文，结合口述文本、仪式音声、局内、局外观理论对广东排瑶的“歌堂仪式”，对其音声行为、音声形态、音声意义进行精致化的分析研究。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教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32]，结合互文性文本理论对瑶传道教与梅山教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解构性分析解读。

（二）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其他族群相比，瑶族音乐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梅山文化信仰以湘中地区为核心圈，包括中国西南诸省乃至东南亚国家在内的瑶族聚居区，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俗现象，它与瑶传道教音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互文关系。当下，对梅山教音乐的研究多以区域性的个案考察为主，且多为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张有隽^[33]、张泽洪^[34]、雅克·勒穆瓦纳^[35]等）。而在音乐学研究领域，只有杨民康、吴宁华和赵书峰的论文^[36][37]涉及到此类问题的研究。但其研究还仅限于湘、桂、滇区域内的梅山教音乐，与其信仰区域的广泛性相比，其学术成果还仅只是刚刚掀起了一个研究序幕，亟待进一步展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工作。

其次，在瑶族分布区域、各支系以及民俗音乐种类之间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均衡。国内瑶族主要分布在湘、粤、桂、滇、黔、赣六省区的部分县市，当下研究多集中在湘、粤、桂、滇四省区，对黔、赣两省的瑶族音乐缺乏关注；从单一的行政区域内的研究看，以粤、湘瑶族为例，前者主要集中在排瑶音乐的研究（如周凯模、谢永雄等学者的研究），而对过山瑶音乐的考察力度较为薄弱。后者主要针对过山瑶、花瑶音乐的考察研究较多，而对湘南平地瑶音乐的关注不够；从瑶族支系的研究看，对盘瑶（过山瑶）、蓝靛瑶（山子瑶）花瑶、排瑶、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多，对 “白裤瑶”“红瑶”“平地瑶”“坳瑶”等其他支系音乐的考察较少；在瑶族民俗仪式音乐研究方面，多是对还盘王愿、度戒仪式音乐的个案考察，对婚俗、丧葬等仪式音乐的关注不够。如针对勉瑶不同支系（如过山瑶、蓝靛瑶、平地瑶）婚俗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空白。

第三，有关瑶族乐器的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以及与其他族群乐器的综合比较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目前的此类研究仅见丁梦溪、侯道辉两位学者有关瑶族器乐曲牌形态特征的研究^[38]。笔者认为，研究瑶族乐器不但要关注其音乐的形态特征，同时要将瑶族乐器的乐器学、乐律学、声学特征置于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如将瑶族乐器的制作材料、声学特点、律制特征与瑶族的审美、地理文化环境、民俗信仰、历史发展变迁等相关背景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同时还要将瑶族乐器与其他相邻族群乐器展开综合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在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语境中，芦笙乐器具有典型的跨族群特性，针对其与周边族群芦笙的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还相对不多。还如，有必要针对白裤瑶支系中的“一胡”与京胡乐器的之间，以及广西金秀茶山瑶的口弦（又称“床头琴”），与西南地区其他族群（苗、彝、傈僳族、怒族等）口弦给予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声学等问题的比较研究。

第四，在面对瑶族音乐展开形态分析时，往往显露出受到汉族传统音乐观念以及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的痕迹。具体表现在对瑶族音乐调式的界定方面，仍然沿用汉族传统的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概念对其进行归类。还有学者喜欢套用西方古典音乐的概念来分析瑶族音乐，如把瑶族民歌的调式界定为“加特性音的羽调式”“双重调式”“交替调式”等等。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声腔特点存在较多中立音现象（尤其是汉化程度不高的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如傣族的 “赞哈调”），与汉族传统的五声调式概念有所不同，瑶族传统音乐的声腔特点也不例外。对于此类问题，可以参考学者曾经提出的以下观点：“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现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套用汉族乐理的观念描写少数民族音乐形态，或套用某种既成的乐理观念描写地方音乐风格。”^[39]

第五，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城镇化和移民文化背景中的瑶族声音景观的动态性研究。民族音乐学对于“声音景观”^[40]问题的关注乃是一个新的学术动向。选取瑶族传统民俗仪式音乐的多个个案作为考察对象，将其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移民文化背景下，重点关注瑶族生活环境、审美受众的变化对其音乐表演形态及其声音象征功能意义的影响，亦即文化隐喻的动态变化。如，当下在“非遗”政策、乡村旅游文化、城镇化进程、多元审美观等因素影响下，致使瑶族民俗节庆仪式的音声功能与审美内涵发生变化，特别是瑶族民歌的文化象征功能发生的诸多变迁（如由民俗宗教功能嬗变为审美娱乐功能）。目前来看此方面的研究课题较为缺乏，只看到张晓华《从“中国瑶族盘王节”看民间传统仪式典礼化中的音声审美》^[41]一文涉及到该问题的思考。

第六，有必要加强历史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瑶族传统音乐研究。以往研究多是对当下音乐表演活动在场文本的关注与考察，缺乏历史音乐民族志（或历史民族音乐学）维度的学术思考，尤其是缺少瑶族音乐文化历史文献的考察与梳理，造成我们只看到当下表象的东西，而对其音乐历史的深层背景缺乏问题意识。因此，有必要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维度，综合、立体、多角度地考察瑶族音乐结构的成因与其社会、历史、文化、地理、民俗信仰之间以及与周围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亦即对其音乐的“濡化”“涵化”的过程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田野与案头工作中，不但要有对田野在场文本的深度解构性分析，同时要针对研究对象过往的历史变迁轨迹，结合书面与口述历史文本进行详细的考证与梳理。

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语境下的瑶族音乐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瑶族音乐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大量青年学者的加入，促进了学科研究向着深层次、宽领域、规模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尽管瑶族音乐研究获得了上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与瑶族分布区域广（甚至是跨国境）、支系繁杂、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相比，其学术成果仍然数量有限。与其他一些音乐研究状况较为领先，成果较显著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壮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纳西族等）相比，其研究在深入程度上还有很大差距。特别在跨区域、跨界研究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因此，亟待加大力度展开对不同支系、不同区域内的瑶族传统音乐的深入考察研究。

首先，与蒙古族、藏族、纳西族、土家族等族群相比，瑶族音乐文化史的考证与研究工作还举步维艰。冯光钰、袁炳昌二位先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中的《瑶族音乐史》，^[42]是该学术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也是有关瑶族音乐文化研究的一篇十分难得的参考文献。但是，其中的有些地方尚存在可以商榷之处。比如，有关其历史分期的标准，是按照传统史学的分期方式还是以瑶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标准来划分？文中的观点比较模糊。同时，其文本内容的表述，较少呈现出史学的写作特点，而且尚缺少足够的古文献的支撑以及针对其社会、发展、变迁轨迹进行历时性的梳理与考证。当然，有关瑶族的族源问题，一直是民族史学界争议的焦点（如苗、瑶、畲同源问题），再加之记录瑶族音乐的历史文献十分匮乏，为其历时性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其历史文献的挖掘与考证工作，结合传统的书面文献（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地方民俗史志等等）对瑶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展开立体、多维度的深入挖掘与考证。

其次，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是当下民族学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43]，然而与傣族、布朗族、朝鲜族、蒙古族、苗族等其他跨界族群相比，瑶族音乐的跨界文化研究力度还较为薄弱。众所周知，瑶族在东南亚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有广泛分布，而在中美瑶族比较研究方面基本是空白。所以，有必要结合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针对瑶族传统音乐文化与其所在国社会、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历史轨迹进行深入考察。例如，可将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地瑶族音乐的发展变迁问题置于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展开中、美跨界瑶族音乐的比较研究，其中，可重点关注瑶族民歌唱词与经文文字的书写方式，以及与所在国语言之间的冲突问题。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国内瑶族音乐研究队伍逐渐向年轻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为之后的研究储备了良好的学术资源与后备人才，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田野考察个案，为未来的学科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并且由于受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渗透与影响，瑶族音乐研究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态势，在某种情况下丰富与发展了瑶族音乐的研究视野与表述方式。然而，目前此方面研究，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诸如较多是碎片化的个案考察分析，缺乏“点”“面”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很多研究成果只关注到瑶族音乐的共时性研究，没有针对其发展变迁轨迹给予历时性的观照与审视，缺乏历史民族音乐学维度的学术思考等问题。与当下国内其他族群音乐的考察研究力度相比，瑶族音乐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亟待更多学者加入其中，有效地开展、推进其整体性、前沿性的研究工作。

课题来源：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课题编号：15BD044）。

（注：本文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赵书峰（1972～），男，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银地家园小区22#-6-101 邮编100070

邮箱musicologyshuf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