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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丽哲: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反思

[日期:2020-08-04] 来源:  作者:安丽哲 [字体: ]

                边界与融合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反思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1

 

摘要: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是艺术学体系中新兴的分支学科。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在二者的学科建构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共同探讨。首先在学科归属问题上,二者都趋向了艺术学范畴。其次,二者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仍然存在较大区别,研究边界是存在的但不是必要的。第三,二者研究的共同关键词是“艺术”,不同语境的艺术也是这两个学科在进行艺术学具体研究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二者在艺术学领域的历史使命并不完全相同,艺术人类学以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为主,而艺术社会学以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为主。第五,二者都是非常年轻的跨学科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大量实证研究者需要克服由于跨学科所造成的理论单薄及使用不当等问题,而艺术社会学研究者则需要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来促进艺术社会学的本土化。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学、分支学科、艺术理论、艺术批评

 

 

一、学科归属与趋向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同样属于交叉学科,在学科归属上往往存在争议。就艺术人类学来说,它的研究有两个向度,既有从艺术现象或者作品出发去研究人类学关注的内容,也有运用人类学方法解决艺术学或者门类艺术的理论问题,这就使得艺术人类学专业在学科归属上即可以属于人类学,也可以属于艺术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人类学的进入恢复与发展期,人类学自身学科的建设是人类学家的当务之急,并没有太多关注到艺术人类学的学科问题,这个时期的艺术学研究者也多为关注某领域的审美或者艺术理论,鲜少讨论学科的问题。自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的著作《艺术人类学》在90年代传入中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较为主流的观点是艺术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此时的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学科只有发展才会有争议,关于艺术人类学到底是属于人类学分支还是艺术学的分支,并没有什么争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初,随着艺术人类学研究者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争论开始了。如郑元者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王建民认为“艺术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而以方李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因此应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分支学科。随着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加上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展开,大量的艺术学及门类艺术的研究者主动加入艺术人类学研究,改变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格局,笔者在2016年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所做的统计中,来自艺术学及门类艺术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已经占到了79%以上,现在,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

在我国,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则与艺术人类学纠结的不尽相同,艺术社会学学科归属的主流争议在美学与艺术学领域之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之后经过漫长的沉寂,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心理学、法国的文艺批评影响所产生的近代美学思想在中国形成热潮,艺术社会学研究随之开始升温。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归属是美学成为当时较为主流的看法,如李泽厚曾在《美学的对象与范围》一文中,认为美学的范围包括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部分;滕守尧在《艺术社会学描述——走向过程的艺术与美学》中认为艺术社会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在90年代,一些学者相继对于艺术社会学作为美学分支的观点提出异议,如凌继尧提出他倾向于把艺术社会学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就是说,它不是美学的附庸、不是美学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后,随着艺术学研究的发展,宋建林的《现代艺术社会学导论》以及李心峰为该书出版写的序言都进一步论证了艺术社会学是艺术学学科体系中一门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这种观点也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艺术学201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为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研究热在全国的持续升温,艺术人类学和艺术社会学在学科归属问题上,都逐渐向艺术学学科倾斜,走上了疏路同归的道路。

二、研究边界与融合

要弄清楚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边界首先要对二者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比较。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从词源上来看,人类学的定义通常都做“人的科学”,而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艺术的关注是源于其对异文化的关注,艺术人类学后期在中国的当代发展则更依赖于艺术学及门类艺术研究者将艺术放入文化语境进行探讨。我们说艺术人类学脱胎于人类学,更准确的讲,是脱胎于文化人类学而不是体质人类学或者其它,艺术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文化的探讨紧密相关。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艺术人类学更关注的是人类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各种问题的探讨。再来看艺术社会学。我们知道西方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有三大流派,即涂尔干的实证社会学,韦伯的诠释社会学,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在此基础上也分化出三个研究方向与流派,分别为实证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艺术界的客观层面,而不考虑意义和美学问题;诠释派的艺术社会学则关心艺术意义的创造与维系,艺术的表达与诠释,侧重对本文的阅读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对文化工业所产生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脱胎于社会哲学与文艺美学的艺术社会学始终针对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与艺术之间的各种联系展开研究。艺术人类学以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艺术社会学以社会与艺术的关系为主要对象。当然了,这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总说人类学与社会学是姊妹学科,是因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人类学学者经常会用到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也会经常用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个专业就叫做人类社会学,专门研究二者共同关注的对象。在艺术社会学的众多流派之中,其中有对于社会文化与审美的关照,这一派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称为“艺术人类社会学”或者“艺术文化社会学”?这也是需要根据其发展的情况来做进一步探讨。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都是依据与参考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相同的地方是二者的研究都以实证研究为主导,因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根本途径,而社会学从社会哲学中能够独立出来就是因为其实证研究的方法。二者区别则是实证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和传统不同,社会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人类学以通过田野调查做定性的分析为主,而社会学以对研究对象做定量分析为主。反映在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上,也会存在这种区别。

以上探讨的是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有哪些边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者该不该有边界的问题,笔者认为也不必过于教条。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可以无所不谈,但是必须要有侧重,才能在本学科内使得相对集中的研究进行纵向推进向前发展。就研究者个人而言,一切以解决问题为主,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能得出有价值的理论是可以不考虑学科界限的。我们知道很多人类学家又称为社会学家,是因为研究者在进入实证研究时候,现实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应对不同的状况可能有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经验进行剖析,这时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并不重要了,只要具备这种知识结构的研究者灵活运用即可。

三、艺术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是就上个问题继续深入的讨论。就词汇的角度来说,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相同的部分是艺术这个词,那么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是不是艺术社会学中的“艺术”呢?众所周知,艺术是什么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对艺术概念或者范畴认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艺术人类学以及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内部分歧。所以我们在此不纠结艺术的定义,只需将二者传统研究中的艺术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是两个语境中的“艺术”,即西方艺术与非西方艺术,或者可以说是前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或者渔猎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中的艺术中。举例来说,英国艺术人类学学者罗伯特·莱顿做的个案研究是澳大利亚土著艺术的研究(渔猎文明)以及中国山东省农村民间艺术(农业文明)的研究;而英国艺术社会学学者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所说的艺术包括了美的艺术(fine art)和流行艺术(popular arts)两种形式,其外延从伦勃朗到说唱音乐都包含在内,这些都是工业文明中的艺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传统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所提及的“艺术”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艺术。究其原因,二者产生的起因和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同。人类学诞生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源于欧洲人对于人种以及异文化产生的浓厚兴趣,随后又为殖民者统治异民族而服务;而社会学则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使得欧洲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自然科学、数学以及社会哲学的推动下,社会学应运而生,着手解决急剧变化的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也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于社会组织与经济的关注。

即使在现在,西方人类学的主流研究仍然聚焦于对异文化的关照上,所以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也常常聚焦于非洲土著部落艺术,北美印第安人艺术,大洋洲澳大利亚的艺术以及极少数的中国农村的民间艺术上。即使在人类学发展到突破异文化阶段之后,以费孝通对于本土的研究为代表,这种研究仍然带有跨文化视角的特征,也就是人类学研究中常说的“他者的眼光”,因为人类学本身要求的反思性要求研究者必须能够走出来去反观自己的文化。所以即使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回到主流社会,与社会学发生交合的时候,或者说仍然在这一点上与社会学的思辨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反映在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的当代研究上,可能会出现相同语境的状况,例如同样研究工业或后工业文明语境下的大众艺术问题。不过,研究视角的差异仍然能够使得二者有所区分。

                       四、研究目标与历史使命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谈到了当前我国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的学科主流方向是艺术学,那么在这个大的学科范畴下,二者当前有什么研究目标与使命呢?

一般来讲,艺术学研究包括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研究。就艺术人类学来说,在艺术学领域有当前最重要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构建当代微观艺术史以及建构艺术理论。首先,关于构建微观艺术史,这里所说的微观艺术史可以精确到一个地方性的具体艺术,例如蔚县剪纸近30年的变迁、潍坊年画近50年的变化等等。这些非常微观的研究,能够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将某一个具体的艺术形态、风格的纵向变化以史的方式还原。只有建立在无数微观艺术史的田野报告基础之上,才能重塑当前我国的门类艺术的艺术史,进而建构一般艺术史。纵观中国当代艺术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个案研究,具体到一个地方的某项艺术本体形态、风格等具体变迁的考察研究占最多数,然后就是对于某项艺术本体变迁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研究组合起来就构成了针对一个微型研究对象的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同时,艺术人类学全局的眼光以及对文化的关照也使得这种微型史的研究更加立体,并且就像范丹姆曾经提到的“将这些文化中的艺术作为合适的研究主题,意味着将传统艺术史的‘边界推回’到一个相当可观甚至空前的程度(参见基蒂·希曼斯的相关论文)。因此,这就为研究多数艺术传统创造了领地,除了那些西方艺术,至少是一些西方学院艺术史之外,还包括东方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艺术”。其次,关于构建艺术理论。大量关于地方性的具体艺术的个案研究能够汇总成为某一个艺术门类中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建构门类艺术的生产,功能,阐释等相关理论提供依据,各种门类艺术理论的完善与形成进而可以提升为一般艺术理论。

就艺术社会学来说,根据其研究特点以及研究个案来看,可在艺术学范畴下的艺术理论反思以及艺术批评两个方面大有可为。首先来看艺术理论反思方面。李心峰曾经提出的“元艺术学”概念,就是希望在艺术原理这一层次之上,能够设立一个专门反思、探索艺术学自身的对象、方法、范围、体系结构等问题的学科。然而在其《元艺术学》著作发表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后续讨论却相对寂寥。究其原因,尽管建立一个反思自身理论的学科确实重要,后续研究者却难于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去实现其进一步的发展。而社会艺术学自诞生就带着哲学思辨色彩,同时还能结合实证研究,也就是说在天然条件上,艺术社会学就具备了反思艺术学自身理论的优势。其次是在艺术批评方面,艺术社会学关注社会组织与经济,这些对艺术作品的产生以及欣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等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评判艺术作品的研究就为艺术批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艺术社会学在西方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与范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将其理论与范例置于中国情境之中进行验证和对比,必然会促进我国的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与艺术批评的发展。

总之,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可以互相补充,在实证角度对于中国艺术学的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研究进行发展与完善。第一,艺术学不在束缚于象牙塔之上,来源于田野调查的艺术理论能够进一步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艺术学研究也因此会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例如近年来门类艺术的田野调查对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再如关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考察为我国美丽乡村目标的建设提供许多途径。第二,大量田野实践的调查拓展了艺术学的研究范围以及更新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艺术人类学研究采用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视角,将艺术置身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中进行研究,使得艺术学的研究范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实现了艺术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线。

五、问题与当代反思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在我国都是很年轻的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艺术人类学来说,问题的出现与研究者群体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前面我们在谈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向度的时候提到过,我国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主体是以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为主的,这些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两个类似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者在撰写艺术民族志的时候,容易迷失在浩瀚的人类学理论中而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的,所做的研究向度从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不自觉的变成从艺术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学的文化,这种学科向度的跨越不是不可,然而这样的研究常常由于目标不明确和人类学理论基础薄弱造成了研究不深入,使得漫长和艰辛的田野考察失去了很多应有的价值。所以还是建议研究者在进行个案研究前对自己的知识构成进行正确评估,灵活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慢慢拓展,才能在构建当代微观艺术史以及建构本土艺术学理论上增砖添瓦,也才能更好的为艺术学与人类学的相互促进提供依据。其次,研究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常常会迷失在扑面而来的现实信息海洋之中。反映在艺术民族志的撰写上,往往陷入浅显的记录与分析模式,从内容看是什么都提到了,可是由于没有问题意识,写出来的报告自然也不解决问题。这些研究经常因为显得单薄而被学术界诟病。其实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所受到的田野训练不够导致的,这也需要研究者增强田野调查经验,在田野调查之前做好具体实施步骤与计划,并且对研究目标进行预设和搜集相关材料。

反观我国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虽然有了一些实证意义上的研究,例如关于艺术市场以及赞助制度,艺术生产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但总体上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仍然是对西方艺术社会学的引进与思辨反思为主。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那么西方的艺术社会学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呢?首先在主体的角度上来看。中西方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感性思维,而西方人则擅长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思维的差异会造成艺术创作者表达,艺术品消费者理解,乃至艺术评论家的视角等方面的差别。这些主体差异会不会使西方艺术社会学理论无法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全部验证呢?其次就是研究客体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经济状况,国家制度,传统文化的不同都造成社会复杂性的不同。这种复杂语境下的艺术,即使是同类艺术,例如西方的工业(后工业)文明下的艺术与东方的工业(后工业)文明下的艺术,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不会让西方艺术社会学理论在解释中国艺术现象,或者研究中国社会与艺术关系的时候出现水土不服呢?这都涉及到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更多的艺术社会学学者进行实证的研究,因为西方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就是建构在大量的实地考察与实验中的。我国当前的艺术社会学同样需要大量的个案研究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才能对艺术学理论以及艺术批评等方面的本土建构提供动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 安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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