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理论探讨

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理论探讨

熊晓辉[1]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音乐人类学在当代西方音乐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西方音乐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音乐人类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与思考，同时对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基本观念进行了评析，最后重点对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行探讨。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方法论；西方音乐；理论探讨

一

方法论的观念在音乐人类学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现实存在的总体反映形式。由于学科性质的原因，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成为音乐人类学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作为一门研究人类音乐文化的独立学科，音乐人类学吸收了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观，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相对观、文化整体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等基本观点，利用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或分辨事实，从而建立可一再求证的定律。对于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孙秋云认为：“文化人类学所谓科学的方法，指的是设计与进行研究所需要遵循的精神方法，主要包含三个基本步骤：一是建立假说，即对观察到的事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进行叙述；二是决定测试此一假说的方法，即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研究设计中；三是实际测试此一假说，即进行研究或进一步地观察。”^[1](p43)音乐人类学是一门建立在音乐实践基础上、以具体方法论实践为基本手段和实施内容，并以音乐实践成果回归音乐现实生活作为动力才会有其生命力的学科。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性建构，也不能忽视这一学科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实践性。而且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母语文化的千姿百态也决定了音乐人类学理论要当之无愧地成为各民族各种不同母语文化音乐普遍规律的概括或理性总结，就应该与之作实践性的具体化对应，否则所谈的理论和所倡导的理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甚至可以说，没有具体音乐实践或忽视具体音乐实践，就没有音乐人类学的生存和发展。

文化整体观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产生很大影响。音乐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应该把各种音乐事象与音乐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探讨。如音乐人类学家在描述一族群音乐文化时，可能会涉及该族群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宗教信仰、语言、政治体制、经济形式以及服饰风格等。文化人类学把文化整体观概述为：文化人类学家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传承的。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时间的角度看，都比其他学科广阔[2](p35)。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群体文化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比较分析，以便寻找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音乐人类学强调以人类社会整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为中心对象来展开各音乐事象的考察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音乐和音乐作品的考察研究，而是“以人——音乐事象操纵者为对象主体和以人的音乐活动——音乐实践内容和音乐认识内容指向为对象客体以及音乐事象是对象主体与对象客体之统一体这一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又一基本观念。”^[3](p79)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音乐文化，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多局限于周围或有限领域之内，而是直接、明确地猎涉到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艺术。不论是非洲布须曼人的音乐，还是亚洲中国人的音乐，或是欧洲日耳曼人的音乐，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眼里都是平等的，音乐人类学家对它们都怀有同样的热情和兴趣。另外，音乐人类学不仅关心的是古代音乐文化，而且关心所有历史时期的音乐艺术。史前时期的人类文明和近现代原始部落及当代都市中的音乐事象，都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研究范围之中。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音乐文化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研究，以便不怀偏见地探索音乐艺术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是音乐人类学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那么，音乐人类学认识音乐事象整体的观点，就像哲学的认识人自身整体的观点那样，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4](p15)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揭示出了人类学的基本学科观，也可以观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观念的核心是人，人作为社会性的主体存在，并在音乐事象构成中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客观能力作用应当得到音乐人类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只有深入地把握住音乐对象主体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深入地触及音乐对象主体的音乐意识，才有可能牢牢地抓住音乐人类学考察和研究成功的科学机会，揭示出音乐事象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山口修在《民族音乐学》书中提出，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应当树立立足于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固有的思维和价值的体系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这就是当代各国多数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极力在其研究工作中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价值观。19世纪以前，欧洲产生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当时各国、各地区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地理的和种族的隔离，导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客观地彼此认识和评价，这就产生了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也称为“我族中心主义”，是以自己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是自然的、正常的和优秀的，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后来，当人类学家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态时，他们发现所谓的原始人类实际上与其他人类群体并没有本质区别，于是20世纪20年代起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始，到他的学生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Herkovits）总其大成，逐渐发展出一套“文化相对论”思想，他们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只能按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判断。一切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无从分别孰优孰劣，对异文化要充分尊重，不能以自己文化标准来判断和评价^[5](p67)。

二

文化相对主义也称“文化相对论”，经博厄斯及其承继者极力宣传而得以流传。博厄斯认为：“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这两条原则为指导：一条是在所有民族生活中以及现代文化形式中，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基本相同的；一条是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博厄斯强调抛弃以某一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思想后来为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被音乐人类学家引伸到音乐人类学领域，即成为“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人类学观”。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音乐人类学价值观来运用，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山口修认为：“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呈现出多种内容，反映了特定自然环境的物质文化，受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制约而定型的演奏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美的价值标准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歌词，还有音乐的构造，这一切都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呈现出来，放眼世界来观察这种状况就知道，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活，而支撑着它们的价值体系也是不同的。用这种看法来认识民族性的表现，叫做文化相对主义。”伍国栋最后指出，这种观念的真正树立决不可能仅仅依靠停留在理性阶段上的一般性认识，还需要在具体的科研实践中去逐步体现，这样才可能使之具有明确而实在的科学意义。用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去研究音乐人类学，并不是要求他们全盘接受某一特定民族的音乐文化，事实上，它是指从民族音乐文化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与历史的关联中，来评估他们的文化型态^[6](p33)。在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西方科技社会的强势文化携经济实力席卷全球，弱势文化遭遇空前生存危机的情形下，文化相对论对于保持和发展音乐艺术及音乐文化多样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后来在音乐人类学中激起了一场关于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争议，其实质是音乐人类学的表述危机。音乐人类学家经常用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对音乐事象及文化进行尝试性的实验，探讨了方法论以及主客位关系、民族志等主题。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人们用相当多的表述空间来呈现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重构，既可以表现那些不同的声音，又可以体现受访者的个性特点，还用相当多的音乐专业术语及语汇来反映调查内容和文化背景。在研究过程中，音乐人类学始终都是一种个案的、质性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是建立在音乐学与人类学基础上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家们也是在整合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资源下进行研究，他们常用文化研究中的原型批判、作品分析、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方法，同时借鉴和利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大传统和小传统研究等方法，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根据不同的对象，通过提炼和升华，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范式。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文化普同观影响着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心理的基本状况大体相同，所有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文化就像在绝大多数实例中所显现的那样，是为满足人类欲求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内外环境相似的民族会产生或崇尚相似的文化反应，而不同的环境尽管产生的文化面貌会有差异，但由于人类心理基本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也同样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同时，也正因为人类心智和心理的相同或相通，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才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播、互相学习，各个文化之间的要素才可以互相借用、互相吸纳甚至相互融合。在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音乐文化是普同的，无论是作为创造音乐的具体形象，还是对音乐文化进行科学解释，音乐人类学无非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文化普同观下，人的音乐行为、音乐产品和音乐意识，构成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在有关艺术人类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上，王建民曾指出：“在研究中，我们首先要熟悉规程，从各个环节，比如说选题、课题的准备、调查提纲的拟定、文献资料的收集、进入田野、参与观察、引出访谈问题、话语和文本分析、意义和表征分析、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编码、资料整理和民族志撰写。这样各个环节的程序和技术性问题我们要研究。同时在其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我们做更多思考。比如说，关于人类学知识的性质、怎么样才能认识世界、文化和族群的性质及其界定、研究对象和田野工作场景的转换、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人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等等，我们都要做思考。”^[7](p27)

音乐人类学广泛吸收了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人类学、音乐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音乐人类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些较新研究趋势，如学科的新拓展，要求用研究非西方体系的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艺术；流行音乐与城市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特殊群体音乐研究；音乐变化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媒体影响研究；文化边缘残余研究等。一些方法，如统计学方法、民族志方法、重复研究、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等广泛被应用。音乐人类学采纳了人类学的文化整合观，强调构成文化及音乐艺术的诸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与和谐的状况，强调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一起协调运作的，不光是靠研究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当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更重视大规模社会，它们不仅地域定位较模糊，而且运作更依靠联系广泛且高度专业化的人员来完成。在这样的社会中，它的整合性较不明显，且与小规模社会大不相同。文化整合是一种诸要素或特质变为或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体系又是时常变化的，这就是文化的变迁。文化落后，其实就是该种文化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所造成的暂时失调现象。

三

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主要源于人类学，从基本理论角度看，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是和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古典进化论时期，单线进化论思想在早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欧洲音乐中心论进行传播时，音乐学研究把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当作向欧洲音乐模式进行进化，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后来，文化人类学的每一次理论更新都会在音乐人类学中得到体现，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社会学派、功能主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生态学等，各种人类学理论也都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各自留下自己的印记。孟凡玉认为，与整个人类学相比，音乐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音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用时下的观念看，音乐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代表。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在特定的时间段中展开，稍纵即逝，不可重复。音乐本体自身永远都是非物质的，我们能看到的乐器、乐谱、磁带、唱片都不是音乐，而是音乐某种形式的载体。其次是音乐采集。从采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研究者的音乐采集能力和水平受到研究者自身专业水准的制约，没有经过长期专门的业务训练，甚至连基本的音乐识别能力都不具备的人，无法涉足音乐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音乐的特殊性，储存音乐本体需要特殊手段，受到科技水平的极大制约。再次是音乐描述。从描述方面来说，由于音乐的高度抽象性，描述音乐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如何描述音乐是许多音乐人类学家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描述方法。最后是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音乐与文化背景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视点，也是一个难点。音乐非常抽象，不仅自身形态看不见、摸不着，其意义也常常扑朔迷离、难以确定。自身的意义尚难确定，它和整个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隐晦，常常以非常曲折的隐喻方式体现出来，有时又是非常隐蔽、难以发现的。”^[8](p17)学者们都认为，音乐人类学获得较为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音乐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诸多探索。

当今，人类学中的文化适应观适合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要求，它成为音乐人类学方法论中的主要观念，是音乐人类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人类社会中人们为了克服一些基本的环境，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运用一些基本的方法，也就是人类学中称为文化适应的适应策略。根据文化的特点，人类在开发环境时所应用的适应策略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社会组织，三是价值与信仰。人类的适应也有它生物性的一面，如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首先要确保食物不至匮乏，保护自己不受大自然的肆虐，寻找合适的配偶以传承自己的血脉等。事实上，生物与文化因子是同时影响着人类适应的过程，所以称为生物文化适应，也就是以生物和文化的方式来对抗环境压力的过程。我们独特的生物起源和身体结构，尤其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适应策略中的文化方面得以施行；反过来看，我们现代化的文化适应的各个面向，如医疗和农业，在缓解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生物方面的进化。在人类学家眼里，每一种文化都是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结果。当人类学家面对一个社会的某种特殊习俗时，只能从适应该社会的特定环境的角度来加以判断。社会学对适应这一概念的系统应用则比文化人类学要早得多，社会学家常用“同化”来进行表达，而文化人类学则选用“文化适应”来分析。罗康隆博士指出：“在文化适应中，人类的认识和理解、智慧和经验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绝不是像生物物种样，只能被动地接受遗传变异的作用去获得生存机遇。而且，在适应的过程中文化要素似乎具有一些独立应对的能力。也就是说，文化的适应过程中各文化要素的变动可以呈现不同的先后次序，而不像生物物种适应那样要靠整个个体的变化去适应改变了的环境。”^[9](p38)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是人们从事研究的首要问题，首先是人们选用什么样的思维准则去认识其涉及的音乐事象和方法，在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循这一学科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学科性质，随着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逐步完善，人们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宽泛。

参考文献：

[1] 孙秋云. 文化人类学教程[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程金城. 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 伍国栋. 民族音乐学概论[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6]熊晓辉. 音乐艺术与人类学[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5).

[7] 王建民. 论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在人类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J]. 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 孟凡玉. 音乐人类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J]. 民族艺术，2007，（3）

[9] 罗康隆. 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熊晓辉(1967——)，男，湖南凤凰人，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人类学、民族文化及钢琴教学等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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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Exploration of Musicology’s Methodology

Xiong Xiaohui

(The Noraml College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an, 416000)

Abstract: Musicology plays important part in the modern west music thoughts and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est music study. From the angle of methodology, we make thorough and deep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musicology. At the same time we evaluate and analyses the basic views of musicology’s methodology. At last we make big efforts on the exploration of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musicology’s methodology.

Key words: musicology; methodology; the west music; theory expl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