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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费孝通先生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

[日期:2010-08-15] 来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作者:方李莉 [字体: ]

费孝通先生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

方李莉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学术成果,是由费孝通先生担任学术指导,并在他支持和申请下立项的国家重点课题。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后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

关键词:费孝通;中国西部;人文资源;研究

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38(2010)02-0005-05

今天接到学苑出版社发运过来的《西部人文资源丛书》,其中有西部人文资源考察报告和研究论著等12本,共400多万文字。这套丛书是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学术成果,而这是由费孝通先生担任学术指导,并在他支持和申请下立项的国家重点课题。课题的研究开始于2001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于2008年结题。课题除完成了《西部人文资源丛书》,还建成一套《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里面收集了1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100多个小时的音频、视频资料,近20000张图片资料。两个课题在国家组织专家验收组验收时,均被评为优秀课题。现在这些学术成果的出版,正赶上了费先生的100周年诞辰日,这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我很早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以及教授的职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同时也有机会成为这两个课题的负责人。

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晚年他提出了“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志在富民,这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富,还够不够?其实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人要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乐就是高一个层次的追求。”他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感悟。”“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他还说:“如果我们的每一行都朝这方面去努力,朝艺术的境界靠近,而不是现在讲的科学的技术境界,这个世界就不同了。当然,我们现在讲艺术,还超前了一点,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在费孝通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家的认识还只是局限于物质生活的建设和物质生产的追求上,有关文化是软实力的观点还没有被提出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都还没有得到大家的深刻认识,而费孝通先生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

2000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这时,费孝通先生首先意识到的是: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并且是必需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西部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笔者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非常重视费先生提出的这一想法,为此,专门请费孝通先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了一次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在学术报告中,费孝通先生说道:“对西部传统的文化艺术我们注意得不够,但外国人却注意到了,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还有日本首相到中国来也是首先去了敦煌,还表示,他们愿意出很多的钱把敦煌保护好。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还在我小的时候,瑞典人斯文·赫定,就到西北作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忽视了西北,在中国最早的交通是陆路,从西汉开始到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但后来文化发展到了沿海,那是因为水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更方便。可是现在又改变了,有火车了,有飞机了,陆路交通也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在历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1](4)

当然,对于西部的人文资源的认识,对费孝通先生来说,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他在兰州的一次招待会上说:“我这是第九次到兰州来,才第一次讲到了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物质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2](6)

在西部开发之初,许多人都只是关注其经济利益的时候,费孝通先生能高瞻远属地提出这些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表现出其作为一位世纪性的学术大师所特有的敏锐的思想性。而他这种深刻思想的来源,也是在于他的长期实地考察与不断思索。因此,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太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太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真正的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好东西。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我们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也不要光看书本,要到博物馆去看一些真正留下来的实际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全面。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具体措施。后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知道我们在西部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它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又是如何?

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做得了的,而是要集中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来做。而且,这种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它是要好多年,甚至对有些人来说也许这将是一个终生的研究事业。费先生希望我能来具体负责这一课题,尽管我觉得很有压力,但在老先生的鼓励下我还是承担下来了。

在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论证过程中,除了文献的整理,案头的准备之外,费孝通先生更注重的是实地考察,为此,他带领我们到西安、到兰州等地,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与当地学者一起座谈。一路走一路交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获益不浅。我将费老的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陆续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

由于老先生年龄大了,不能深入到西部最偏远的地方做考察,但这也挡不住他对西部基层农村的深切关怀,每次我从西部农村考察回来,他都要急切地看我的考察报告和考察笔记,还有我拍的有关录像与照片,并不断地发表他的看法。

在费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课题研究开展得非常顺利,并定期将阶段性成果编辑成课题通讯,在课题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费先生是每期必看,直到后来进了医院在弥留之间,还让我为他读通讯上的文章。

我还记得,我告诉他,我们想将课题的研究成果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和展览,请他来指导,但他几乎是在眼里含着泪花地告诉我,他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成果了,以后的路要靠我们自己去走,他也许不再有机会继续指导我们了。

不久,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课题还未完成到一半。2008年课题结束了,初步完成了容纳文字数据18038条,音频1262分钟,视频10104分钟,图片17324幅的《西北人文环境基础数据库》。同时还完成了5本考察集,4本考察笔记,3本论著,12本书,400余万字。其中,总报告书的题目为《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

在课题验收时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在专家评语中写道:“该成果基础厚实,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西部文化的生态环境、功能和过程,做了准确的记录、描述、梳理和研究,是重要的文化战略研究,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对西部文化资源所作的调查、梳理、描述、概括与研究,是建国以来文化领域里的重要成果。所取得的当代文化资料,为中国的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国文化国情的调研与决策,以及对开发大西北的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圆满完成了预期目标,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是一项优秀研究成果。建议进一步投入资金,在人文资源数据库的技术支撑条件方面,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加强推广宣传,扩大应用研究效果。”

虽然这是在费孝通先生推动下于2001年立项的课题,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超前的研究项目。我们总报告书的题目叫《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其主要的理论是:

人文资源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其仅仅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由此可以定义,所谓的人文资源和文化遗产是同一个对象,当其不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时,就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留物,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但当其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标志,成为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时,其就被转化成一种资源,我们可以称其为“人文资源”。

费孝通先生认为,人对各种资源的认识是逐步的,现在我们对自然资源已经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气、石油、太阳能、核能等等,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自觉。对人文的资源也是一样,要有意识的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资源逐步挖掘出来,要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第一步。而我们做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做的就是这第一步的工作。

通过七年多时间的田野考察,我们完成了七十多份研究报告,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文化遗产之所以被当作人文资源来看待是人的认识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文化固有的意义上而言的,文化遗产是民众创造的结果,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遗产却被人们发掘到了资源的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于是文化遗产开始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成为不同民族与国家人文精神的载体;另一方面,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旅游经济等的兴起,使传统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文化产业开发的对象,随即有了“文化产品”的概念。作为传统人文精神载体的文化遗产同市场的结合,让人们产生了许多疑虑,因为市场是双刃剑,其在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时,往往会因为商业的需要,对其产生破坏作用。但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保护,不能给予文化遗产新的活力、新的意义,那么,文化遗产就是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给予它的定义是活态的,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甚至是需要我们去进行新的创造的。传承与创造会给其带来活力,但活力所带来的可能会是一种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是不变化的。另外,要有活力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这商业化的时代只要进入社会发展就有可能被商品化。而商品化的后果往往会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空洞化、形式的雷同化。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课题要研究和要探讨的。

在研究和探讨中,课题组不仅在西部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还梳理了不同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最后我们看到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化保护走向整体化保护,如:从单一关注文化遗产,走向关注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从单一关注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关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到关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从关注单一的遗产保护,到关注遗产的活用价值。而其中活用价值的强调,就是对其资源价值的强调。因此,从遗产到资源这一个措辞的改变是有它的时代意义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

七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自参与及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利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种重组和重构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了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不断地跟踪研究,进而用更科学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关注以及支撑社会发展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到后工业文明时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需要对人文资源的支持。在党的十七大中,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写进党代会的报告,证明我们党在推进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而人文资源正是文化发展的未来基础。因此,要发展中国的文化,首先要认识人文资源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利用现代科学化的手段来保护整合并呈现这些人文资源,让其为社会的发展所用,为维系各民族的安定团结所用,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所用。

如果说几千年来文字和书籍都是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而社会发展到了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储存知识和传播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据库的出现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声音的方式加以记录,还可以采用多媒体、虚拟现实、三维仿真、网络等技术,合理的实现符合人类感知的可视媒体、多元图像、高可行度的融合与呈现。尤其适合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活态文化的保存与纪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人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社会和知识转型的时代建立人文资源数据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西北地区的许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我们所关注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迅速的流逝,非常有必要用数据库的手段将其记录和保存下来。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哪一个国家拥有自己完整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哪个国家就拥有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竞争力,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高点。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但是任何文化遗产,正如前面所说的都不会是静止不动地在等待着我们去保护,不变是相对的,变化却是绝对的。而且任何文化都必须要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所作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就非常重要,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地形地貌最多样性,居住的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地下文物还是地上文化遗产,以及不同式样的传统文化,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包含的范围很广,信息量非常大,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人文资源之一。

经过几年的努力,数据库虽然初步地建了起来,也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但由于经费有限,而且信息量非常大,并且跨许多学科,想一次性完成非常困难。因此在专家组验收时,所有的专家都提出,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支持的力度,让这一数据库得以最后的完善。如此包括了人文地理、人文景观、人口与教育、民俗与宗教、文物与考古以及各门类艺术等内容的,并以地理时空技术呈现的人文资源数据库,这在我们国家是第一次尝试,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今年才有的探索。如果费孝通先生还在,我们相信,他不仅会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提出他的看法,并且还会继续支持我们做下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谈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J].文艺研究,2000,(4).

[2]费孝通.九访兰州、两次讲话[J].文艺研究, 2001,(6).

 

发表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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