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舞剧艺社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访问演出，对于华族舞蹈的传播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该歌舞剧艺社巡回演出300余场，组织了数十次培训活动，并指导舞蹈爱好者排练节目，有些其他民族的舞蹈爱好者也参加了培训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当地编舞家响应创造“新文化”的号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开始编排本地题材的舞蹈。在为南洋大学募集资金的过程中，许多华文学校和文化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义演。这些演出总是包括了马来舞、印度舞和华族舞节目。因为他们看到，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各民族文艺团体，要通过这样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团结的意愿与决心。其中一部在1958年由新加坡华侨中学学生创作的舞剧《一个村庄的故事》，可以作为代表那个时代情感的文艺作品。这部作品以马来椰壳舞作始，继之以一群不同种族的孩子一起嬉戏游玩的舞蹈表现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和谐的生活；随后，一组手持水罐的印度女孩来到河边，碰到了几个正在浣衣的华族村姑；正当她们乐在其中时，一群金发的强盗忽然现身，村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团结一致，奋起抗敌，最终，该死的入侵者落荒而逃。
何以一所华校的高中生有能力创作像《一个村庄的故事》这样的作品？因为当时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表演与编导能力。这些华族学生深信即将成为独立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需建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他们热情地到巴斯卡舞蹈学院学习古典印度舞（Bharatanatyam）和印度民间舞，并认真跟随廖春远和希里瓦纳在1957年从印尼请来的雅哈妮（Yohanit）女士学习马来舞。许多非马来人学习马来舞和印度舞，加强了不同民族舞蹈工作者的交流与沟通，鼓舞了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舞蹈家在进行文化展演时同台献艺，并构建成一种新加坡特色的多元文化主义舞台艺术。数年后，艺术剧场的黄天能、梁巧珍合作编导了舞剧《阿里和法蒂玛》，这个由华人编导与表演的马来爱情故事，得到马来舞蹈家农仄加尼（Nongchik Ghani）的协助，演出得到马来观众的热烈支持与赞赏。数十年来，一直有舞蹈家进行这类对他文化的故事进行文化移植的探索。④
当时提出的 “创造马来亚新文化”的口号包括三种成分：华族文化、马来族文化和印族文化。事实证明，舞蹈家们所编排的包含各民族演员共舞的节目，广受欢迎。那一时期，由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团体在同一个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在很多时候是由参演团体单独排练。他们只在表演场地汇合，按照演出次序表演。尽管起初相关舞蹈家们在艺术上并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这种表演形式让所有的参与者产生了情同手足的友好感，和睦的社会关系令人印象深刻，有助于建立不同民族之间的友情。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种象征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它鲜活地表明了由多种族群构成的新加坡文化的多样性。不过，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身份之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纳入了西方文化，将它作为国家多元文化遗产的一部分。⑤新政府的文化部组织了一系列呈献包括了华族、马来族、印族和芭蕾舞节目的“人民联欢之夜”，环岛巡回演出，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些演出以卡车后厢为舞台，使用简单的声光设备。这些走遍村镇的文娱演出，让人们强烈感受到了多民族社群和睦共处的自豪感。自此以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新加坡舞蹈共同体中最鲜明的主题之一。在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许多舞蹈晚会都呈献了多元民族共舞的节目，异彩纷呈。这种艺术实践得以延续，绵绵不断 。
植根于这种传统，各族群的几大舞蹈团体积极地参与1965年以来的建立国家意识的过程，因为他们认识到以此种方式表达民族和睦共处的重要性。四十余年来，编舞家们通过舞蹈展现了新加坡这一象征性的团结，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新加坡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