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独立之后，政府承诺要促进多元文化的社会，成立了两个官方的多元文化舞蹈团体：1970年新加坡文化部成立的兼职性质的国家舞蹈团。第二年，人民协会也成立了表演华族舞、马来舞、印度舞的专业文工团。⑥除了这两个官方舞蹈团在由政府、官方机构承办的大量庆祝仪式或剧场活动中，呈献多元民族舞蹈中国舞、马来舞和印度舞之外，许多民间团体，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加坡凤凰舞蹈团、晋江会馆舞蹈团、80年代成立的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聚舞坊、麟记舞蹈团、福建会馆舞蹈团，舞跃舞乡，武吉巴督舞蹈团等等，在促进多民族舞蹈的创作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新加坡教育部自1966年组织的青年节，也常常展演中、小学学生演出的多元民族舞蹈，为学校的孩子们提供了欣赏他民族舞蹈以及学习多种民族舞蹈的机会。
国家舞蹈团的首任首席编舞家李淑芬女士来自台湾。在日本接受舞蹈教育的她，也热情投入多民族舞蹈的创作。1964年她受琼州会馆邀请，南来教导民族舞蹈，从此在新加坡定居。1970年新加坡国家舞蹈团成立后，她为该团创作了大量原创性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例如1969年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为人民协会编排的《祖国颂歌》，描写新加坡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现代化海港的历史进程。在1978年和1981年，她再度为凤凰舞蹈团创作类似题材的舞剧。在国家舞蹈团期间，她和同事们创作了几个同类风格的作品。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团结的节奏》《胡姬花》《渔民舞曲》。《团结的节奏》于1981年在雅加达召开的首届东盟表演艺术节上首演，《胡姬花》则于1985年被选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东盟表演艺术节上开幕式的节目。表现不同民族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团结精神的《渔民舞曲》，多次在国内外的节庆上演出。
由国家舞蹈团创作的这些新的多民族舞蹈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有别于早先那些由不同的族群单独表演的舞蹈。这些新作品实际上是华族、马来族和印族编舞家的集体创作。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相关展演，给新加坡的编舞家提供了后来合作的基础。国家舞蹈团的编舞家们常观赏彼此的排练和演出，熟谙对方的舞蹈风格，频繁的展演使他们很容易与不同民族的舞蹈员并肩工作。 李淑芬为国家舞蹈团的第一部舞剧《牛郎织女》以欧亚混血的Sylvia McCully扮演女主角织女。
这种集体性的成果同样包括了来自不同族群的舞蹈家。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有助于增强表演者之间的文化融合。这种深层的交流，或许是在剧院中促进多元文化主义的有效方式。不惟国家舞蹈团支持这种艺术实验，许多学校也鼓励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们一起演出多民族舞蹈，参加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在学校内部举行的常年颁奖礼、教师节，也常有类似节目上演。此外，妆艺游行⑦、国庆节这些官方举办的活动，更是如此。
文化的融合和互渗时常是自然形成的。居住在同一环境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无意识地吸收其他族群中的文化元素。在新加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与他民族同食共饮的时候。在大多数人居住的政府组屋，很自然地会在公共空间碰面，也会在节日里相互拜访。这种积极快乐的生活在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环境，让他们为自己新加坡身份感到自豪。
艺术家也有很多机会观看他民族的文艺表演，他们可能也会无意地受其影响。欣赏其他编舞家的审美观念、价值和技巧，或许会为他们的创作打开一片新天地。例如马来族舞蹈家受到华族舞的影响，也在他们的舞蹈里用红绸或胶州秧歌的扇花。编舞家将从其他文化资源中吸收的编舞观念整合起来，这种博采众长的创作手法，体现于诸多编舞家的舞蹈设计中。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编舞家的确接受过他民族舞蹈的训练，由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各种舞蹈语汇自如地融合起来。
先驱舞蹈家颜明理便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