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13届大会(墨西哥)的召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影视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影响，人类学影片在大会上播映和学术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在1964年第7届大会(莫斯科)上，放映了研究世界各地民族文化的影片80部。⑨在1973年第9届大会(芝加哥)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⑩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并不是一片空白。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经历着巨大的历史性变革，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在迅速变化乃至消失，毛泽东以锐敏的洞察力指示有关领导，要“抢救”这些正在消失的社会历史资料。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原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抽调了为数众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拍摄了一批人类学影片，这成为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最初实践。在完成了《苦聪人》、《独龙族》、《佤族》、《黎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西藏农奴制度》等片之后，于1961年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有关领导主持下，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研究所具体组织了审片会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蒙古族)、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齐燕铭(蒙古族)，他们既是党政领导，也是民族理论或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拍摄有许多重要指示和精辟见解。诸如拍片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研究与拍摄的关系，队伍的建设等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11)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此后又有一些学者撰写了多篇影视人类学论文。这些理论都是在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学术片的拍摄方面，与国外的交流还是一个空白，学术信息的隔膜不可能了解国外的影视人类学理论。因此，这些完全从我国民族研究的实践中独立总结出来的理论，更显其珍贵，更具有中国特色。即使将这些理论与今天的国外影视人类学理论相较，在一些根本规律上，可以说毫不逊色。这些理论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影片的性质
如前所述，影视在人类学研究中是手段、媒介和工具。就如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时，除文字记录外，还要绘画、照像，通过形象帮助读者理解文字的记述。有了摄影机以后，照像成了连续的和动态的，所拍影片就成人类学家学术内容的载体，其作用就不是几幅画或像片能比拟的。
但是，由于影视设备的昂贵，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类学家很难人人都去亲自使用摄影(像)机，一般只能与摄影家们合作去完成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由于人类学家和电影摄影家各自工作在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和部门，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第一批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对学术和艺术怎样统一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曾有“学术第一还是艺术第一”的争论。尽管如此，那批人类学影片大多有人类学家的直接参与、指导、顾问和审片，当时一些年轻摄影人员又能向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学习，又有本民族的干部不同形式的参与，因此所拍人类学影片的学术价值是得到保证的。“文革”期间，我国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工作完全停顿。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估计，全国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