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角色的认识。这些视角与关注焦点，会影响人们操控摄影或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和对事实的接近程度，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应用可能影响研究和记录方法的维度和发展，同样，视频化和网络化的图像也可能影响对象的思想和行为。课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些主题外，还要在讨论和分析民族学影片叙述结构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视觉人类学中多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和过去民族学影片之间的关系。[1]
同时，我认为也需要对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以及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记录、存储、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视觉文化行为有所认识，也就是回到视觉人类学本义。我很希望我的学生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对图像信息的学术敏感，并对图像学、传播学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互动。例如，关于视知觉及其文化心理的研究，网络图像的全球化传播及其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本土文化身份的安全性问题，等等。或许，我现在在传播与设计学院兼职的身份有利于这一跨学科的互动。这个新的学院有新媒体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设计学三个系，视觉传播和人文视觉研究将是我们学院的发展重点之一。
在刚刚结束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在谈及当代视觉人类学理论视野的时候，提请关注在社会转型中媒介的转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论对于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变迁还是发达社会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成长这个现实来看，我们今天事实上处在一个越来越视觉化的时代。传统的和新媒体视像通过纸媒和电子出版物、影视、互联网、计算机模拟、网络空间等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视觉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习惯上和熟悉的理解。电视成为传统文化和边缘社区文化变迁及实现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介质，各种各样的视觉产品成为文化产业当中快速增长的部分。这说明今天的视觉领域，包括与视觉相关的整个文化工业，都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显得重要。在电视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以后，转型在观看和被观看者那里发生了。电视的进入，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网络的普及，更改变了人的言说方式和传承模式。尽管现代化和现代性需要新的传播范式，在现实中却使不得不沿用传统的传承模式，但在网络社区中，传统的“上下”传承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家－家族和宗族－家国或家天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至少促使社会转型中的一系列言说矛盾暴露出来：如群言堂VS一言堂；对话VS指令；知情VS知沟；多元化的VS垄断的；边缘话语VS主流话语……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需要正视的问题。毫无疑问，书刊、电视、网络等等都是通过信息传播技术和工具来“视”的媒介。这些媒介是成为“正视”的工具，还是“窥视”或“监视”的工具，就要看掌控这些工具和媒介的人。而处于不同社会分层中的人, 谁在言说（客位还是主位,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为民做主－为民说话还是让民自己说?文化持有者能否自己言说)？怎么说(转述还是直陈), 说什么？（大历史－小历史；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用什么媒介说(通过什么媒介, 以什么传播方式；谁拥有媒体，谁就拥有传播权力)？用什么话说什么事(有没有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的限定)？应该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与媒介的转型相生相随的, 是一些“新人类”的诞生。他们无论在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传承方式, 甚至语言符号, 都和传统不一样了。对这类“新人类”及其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 难道不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吗?
其实，当代人类学并不排斥对当代人类文化现象的关注。正如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说：如果科学纲领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