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是讽刺性幽默。“讽刺”就意味着这种对立。
最后，假如我不仅认识到可笑、愚蠢、荒谬的事物，而且同时还意识到这些事物本身已经归结为不合理，或者终将归结为不合理，意识到这一切“不合理”归根到底不过“聊博宙斯一笑”，那么，我这时借以观照世界的幽默，是隐喻性幽默。这里，应有的前提是，“隐喻”以“不合理”的自我否定为特征。[1](464-465)
里普斯分别将这三个阶段的幽默称之为“和解幽默”、“挑衅幽默”与“再和解幽默”。其中“和解幽默”是狭义上的幽默，亦即“幽默性幽默”，“挑衅幽默”是一种讽刺性幽默，而“再和解幽默”则被里普斯名为“隐嘲性幽默”。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里普斯关于幽默的三种存在方式的阐述是相联系和契合的。其中，“和解幽默”是一种在将世界作为他者时，由于确信自我较之于他者所显现的优越性或相较于他者的渺小、卑贱时所显现的自我优雅时，以一种俯视的方式展现出的“微笑的幽默”。诸如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式的幽默，此种幽默通过运用双关、颠倒、夸张等修辞手法，揭示出生活中的不合情理和他者论辩中的自我矛盾之处，在笑声中显现出人类的优雅与高超才智。黑格尔在谈及古典艺术的解体时指出，在古典型艺术向浪漫型艺术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即喜剧。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境之中，即“一方面当然具有一种由自己确定的急待表现的内在的内容意蕴，而它所要应付的摆在面前的世界却是和这种内容意蕴相矛盾的，它所接受的任务就是表现这种现实，把它的违背善与真的腐朽情况的形形色色都描绘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却要在艺术本身上找到解决。这就是说，有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了……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喜剧，象亚理斯托芬就在希腊人中间运用这种形式来处理当时现实的一些重要领域，不带忿恨，而带一种明快爽朗的笑谑。”[2](263-264)在此，黑格尔指出，喜剧的任务在于将那些与人类所期待的意蕴完满的理想相分裂的腐朽而愚蠢的现实实况描绘出来，使这种腐朽和愚蠢穷极其荒谬之处而自行走向毁灭，或如他所言：“要使它（现实）象是自己毁灭自己。”[2](263)在这种对“现实”毁灭自身的“凝视观照”中，幽默主体自身的优越性自然地显现出来，也因此，此种幽默表现出一种“不带忿恨的”“明朗的”的美学品格，这正是古希腊幽默的较好的注脚，它表现出了“人类正常的童年”气质。然而，在里普斯关于幽默阶段的解析视域中，“和解幽默”只是幽默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它仍然只是主体向他者匆匆投去的一瞥中对自我想象性迷恋所发出的自足性微笑，但它又毕竟表现出理解世界的努力与诚意，或，它至少没有表现出拒绝世界的姿态。
而“挑衅幽默”则尖锐地酝酿着主体与世界相拒绝甚至相对立的剑拔弩张的气势，这种姿态源自理想与现实、优美与恶俗、高雅与粗鄙之间难以调合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这种幽默表现出对理想的残损、现实中的丑恶的否定，并极尽其讽刺、戏虐之能事，诸如19世纪果戈理、马克.吐温式的幽默。而有意味的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马克•吐温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都借助了撒旦的目光，重新审视和剖析了一个日渐堕落和扭曲世界，并无情地嘲弄了整个人性，于此，撒旦意象自身所包蕴的毁灭与否定力量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因为人们也在这种笑声中真诚地嘲笑了自己。但这种笑已不再是古希腊式幽默所发出的轻松的、明朗的笑，而是一种“含泪的笑”。
继续展演着&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