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被想象的真实”但事实上却使传统文化变成了一个物体的“客体化”的传统，从而导致了民间社会的终结。[14]对公众民俗学将传统文化客体化的指控，源于少数族群拟对自我文化付诸自决的诉求，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批判视角。在民俗传统在公共活动中被展示和表征的过程中，社区成员与民俗学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地位、权力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使得如何选择展示内容、如何展示以及展示本身都沦为了民俗学家的“一言堂”。但是，这种诘难完全忽视了公众民俗学家与社区成员一道通力协作，以自然、自我的方式展示和表征民俗传统的尝试以及为此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公众民俗学视野下的各种文化实践，都是在与社区成员、传统承载者协商与合作的基础上设计和组织实施的，通过其在各种特设公共活动中的有效展示和表征，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再次认识和重新评估，从而唤醒民众对自我文化传承、保护的持续力和生命力，使其远离濒危及断根的命运。这是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迫切需要反思的，也是中国民俗学家参与各种社会、文化实践时需要反思和警醒的。 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反思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经10年有余，以中国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参与其中的视角来思考，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性探讨和中国化阐释。尽管直到现在一个完整而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远没有建构起来，但学界对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与遗产、原生态、本真性、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生产性保护、适度开发、教育传承等核心理念及方法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第二，对中国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评审和认定，并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保护。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文化部非遗司精心组织下，民俗学等相关学科指导专家先后评审出四批共计13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加上省、市、县三级地方非遗名录，中国非遗保护总项目数以万计。同时认定了各级别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及国家级非遗项目生产性保护基地名录。第三，参与策划、组织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各种文化实践，并承担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研究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同时促进了对非遗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培养以及文化遗产专业学术期刊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文化工程与社会实践活动，21世纪自上而下紧急推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走到今天，在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短期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对于作为非遗保护智库的学界以及各级非遗保护主管及职能部门，已经到了需要冷静、认真思考非遗保护中所存在的具体、细致问题的时刻了。而作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有着最多交集的中国民俗学学科，近年来在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科对话的过程中，自然引起我们反思和检讨学科在非遗保护中的“所为”与“所不为”、未来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对非遗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以及“它山之石”如何能够“攻玉”等一系列紧迫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的风起云涌，与当代中国社会在持续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后取得骄人经济成就后重建民族精神的诉求息息相关。在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保护中，各级政府、学界（专家）、商业资本以及传承主体等各方，都在更加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城市化的国际国内复杂背景下进行着复杂而微妙的互动与博弈。其中，“政府主管”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与特殊性，即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制定以及非遗项目的识别、评审、认定、保护与传承资助进行通盘的管理和控制，无形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