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的记载可见其世俗表演性，且具有多神杂糅特征（行傩的主角不仅仅是方相氏）。北朝宫廷大傩用侲子二百四十人（《隋书·礼仪志》），唐朝宫廷驱傩用“侲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乐府杂录》）。及至北宋，宫廷傩舞中已不见方相氏、十二兽、侲子等，人物角色在发生演变，出现了由教坊伶人或者贫丐者装扮的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城隍、土地、灶君、六丁、六甲等“驱傩”人物（见《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敲锣打鼓沿街而行，有了更多戏剧扮演的色彩；从角色搭配来看，其表演可能已赋予一定的情节，并且呈现出大众狂欢气息，朝着娱人方向发展。始于驱邪禳灾的傩仪，随着岁月推移，越来越演变为迎神赛会的大众娱乐性节庆活动。结合民俗生活，从信仰习俗看，“‘傩’是一种以禳鬼和酬神为基本内容，以假面模拟表演（歌舞或戏剧）为主要形式的巫术活动”，据调查，“在我国有一个很大的傩文化分布区，它东起苏、皖、赣，中经两湖两广，西至川、黔、滇三省，其中心为贵州和川、黔、湘交界地带。此外，它在北方的陕、晋、冀和内蒙也有少量遗存”[7]。在多民族中国，着眼族际交流与文化互动，“傩”又是一个具开放性和容他性的系统。“据调查，在土家族中间，治病、消灾、求子、保寿都要请土老师施法”，这些土老师在唱念咒语颂词时“把歌、舞、诗融为一体。在黔东德江县流传的土家族傩坛戏中，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这个特点。傩堂戏不仅脱胎于傩祭，而且二者几乎是互为依存的。有人概括为‘祭中有戏，戏中有祭’”[8]。苗族古歌有《傩公傩母》篇，“苗族的《傩公傩母》以及还傩愿和相关神话故事、傩公傩母歌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那就是伏羲女娲神话。如果将苗族和汉族此类神话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痕迹”[9]。傩坛拜祭人祖，往往跟祈子的信仰相关，沈从文笔下的“傩送”之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种傩坛祈子习俗。就跨地域分布言，在中国西部横断山脉六江流域藏羌彝民族走廊上，“端公戏”这种民俗艺术形态从陕西汉中到四川平武再到云南昭通，分布及影响都很宽泛，其间有明显的文化脉络可寻。2014年在贵州道真举行的傩文化研讨会上，我曾以“傩文化研究的多民族观”为题作大会发言，一方面指出要正视族群与族群之间有交融，一方面提醒要防止族群与族群之间趋同化，主张在二者之间把握好傩戏的地方个案研究。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这正是费孝通先生提倡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精神。
影响广泛的“傩”，也留迹于敦煌文献。1899年，敦煌发现了藏经洞，清理出大量古代遗卷，其中涉及傩事的有二：《还京乐》和《儿郎伟》。这些文献，直接记录了唐宋时期西北边陲丰富多彩的傩事活动，如《儿郎伟》之《驱傩词》有17个卷子36首，属于傩仪唱词，可分为四类：一、都督府和州县官府傩；二、归义军和州县地方军队傩，都督府即归义军节度使府，两者很难分得清楚；三、百姓傩，有社区傩和丐傩（以傩的名义行乞的人或群体）之分；四、寺庙傩，包括佛寺傩以及从波斯迁来的祆教徒傩队[10]。唐宋以来进入傩神殿堂的钟馗，也是敦煌民间信仰中的大神，“在敦煌写本中，伯三五五二、伯四九七六、斯二〇五五诸卷中都提到”[11]，如斯二〇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描绘其形象“钢头银额”、“身着豹皮”、有熊罴的硬爪、全身以朱砂染红、“亲主岁领十万”、“捉取江游浪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古时期那位“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