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如，《元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以及《南村辍耕录》《马可•波罗游记》《蒙古游牧记》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元史》“乐志”部分记述元朝宫廷音乐外，其他文献中的有关音乐记录，大都是只言片语。利用这些“碎片”记录，来完成一部完整的音乐史写作，其难度可见一斑。笔者在读博士期间，乌兰杰先生为我们开设“蒙古族音乐文献”课，便是将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分类为音乐、歌舞、民俗、游艺、军事、宗教、仪式等部分，进行详细讲解，尤其将音乐与其他各元素关联起来讲述，需要具备包括文献学在内的综合学科功底。纵观乌兰杰先生的蒙古族音乐史研究，我们发现他的文献视野十分广阔，他几乎穷尽了蒙汉两种文字的所有历史文献资料，通过有关音乐的点滴记录的发掘、解读、阐释来完成自己的研究。
正如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前辈游牧民族音乐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和与他同代的汉族和其他国内国外民族音乐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是乌兰杰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领域。而蒙古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以及蒙古族与汉族音乐之间的比较，主要还得依据文献资料。这种“跳出”蒙古族而视野扩大到整个北方游牧民族音乐，研究的难度自然就大了许多。我们发现，乌兰杰先生将各种文献资料贯通起来，站在一个广阔的视域当中来看蒙古族音乐。如，他在《蒙古族音乐史》开头部分，根据《唐会要》中的文献记载，对北方民族“胡歌”中的室韦乐曲“俱伦”三首进行考证，讨论与蒙古族音乐之间的渊源关系。[1](10-11)
考古资料是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资料来源。然而，游牧生活的特殊性以及游牧民族特有的物质观，使得蒙古族音乐和北方游牧民族音乐的考古学资料少之又少，只见于早期的岩画、寺院壁画和器物以及民间遗留物等。乌兰杰先生充分利用这些零星的资料进行研究。如，他通过阴山岩画的解读来对草原民族古老的狩猎歌舞进行描述；[2](43-50)通过岩画与当今萨满歌舞之间的比较来看古代萨满仪式及歌舞。[2](72-148)
深厚的传统音乐基础，使乌兰杰先生可以游刃有余地纵横于蒙古族传统音乐各时代、各部落、各地方的各种体裁、各种曲目当中，并在自己的研究当中运用。通过对当今曲调进行“历史考证”，来将其作为历史资料，运用于音乐史研究中，从而实践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民歌比较考证”的民族音乐资料学方法。这一方法特点如下：
首先，将民间音乐资料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相比较和互证。如，《〈蒙古秘史〉与古代英雄史诗》一文中，他将英雄史诗中的相关唱段与《蒙古秘史》中的相关段落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有大量相似甚至相同的段落。为此他指出，13世纪《蒙古秘史》和今天的英雄史诗的互证关系证明了英雄史诗的古老性，同时这一产生于氏族社会走向解体，奴隶制萌芽时代的英雄史诗，对《蒙古秘史》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2](62-71)
其次，把某种风格、某一体裁、某首作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当中，进而通过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风格的关联来论证资料的年代及其历史属性。如，关于古歌《和林城谣》的年代问题，乌兰杰先生论证道：
首先，通过“和林城”这一名称，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它是元代民歌；其次，歌中所唱“忽
里台上议军机”，乃是蒙古可汗与宗王大臣聚会议事的制度；再次，歌中无名主人翁的服饰，如“头上戴起长缨帽”之类，无疑是元朝蒙古官员所戴的圆形官帽，在壁画中多有描绘。[1](75)
再如，关于长调民歌《江沐涟之歌》的历史年代，乌兰杰先生通过与历史文献的比较考证，
指出“江沐涟”是元代时蒙古人对长江的称呼。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