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叠合与权力转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身体政治
作者：张素琴  发表刊物：《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6月
内容提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中国红色经典的代表，其身体政治蕴含着丰富的表达。从身体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东方红》并非演员在国家意志和导演意图实施中被动呈现的结果，也非全然国家规训下的身体表述，而是国家—— 参与者在主体叠合和权力特换中的共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权力的转换，每一方都作为强力的参与主体，在作品呈现、传播和艺术生产中编织成国家形象以及存在的“场”。在这个“场”中，通过时间、主体，空间的叠合，身体话语由对苦难的抒发、痛苦的吟唱走向革命的抗争和权力的共生，继而在理想蓝图的建设中构建出神圣的身体，完成国家形象在历史—— 当代、族群—— 个体、理想—— 现实中的多维塑造。
 
关键词：《东方红》；主体；权力；转换；身体政治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身体政治”这一概念，将人们对社会、精神的研究聚焦在身体之上，“通过身体”了解历史、阐释世界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社会学领域，身体被看作社会空间交互作用的实现之场；在政治学领域，身体是政治连接人与外界的桥梁。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创作领域，身体及其背后凸显的隐喻、权力、意识和精神，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例如黄俊杰认为，“身体治”或“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一视角出发去解读红色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身体语言，不仅有助于我们突破以往的研究空间，将分析的视角投射到可以直接传达内容、意义、形式和思想的身体，还有助于我们以更直观和直接的方式揭示艺术的主体——身体呈现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从而重新审视这一经典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东方红》首演于1964 年10月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 周年的献礼之作，其艺术形式为“音乐舞蹈史诗”，通过歌、舞、诗、乐、剧、朗诵、主持、舞台美术等综合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历程。这一“鸿篇巨制”虽是史诗的视角，但在叙述中以概括的手法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和革命事件进行整体建构，并集中体现“以毛泽东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导向。来自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 多个单位的文艺和舞台美术工作者，包括职业演员、学生、工人集体参与，组成3700 余人的庞大演职队伍。作品共八场（1965年电影版为六场），收录革命历史歌曲32首。首演之后连续演出14场，其饱满的革命热情唤起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深刻的情感共鸣，时至今日仍具有极高影响力，无疑是新中国文艺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东方红》虽不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艺术样式的开创者，但真正使这一艺术样式得到认可和传播，还要归功于该作品的成功演出。
 
关于音乐舞蹈史诗的概念界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舞蹈大辞典》以及中国现当代舞蹈研究的著作中均有详细解释，本文不再赘述。从文献的解释来看，歌、乐、舞、剧、主持、朗诵、舞台美术等构成的综合艺术形式似乎是在“艺术综合”层面上的成就，但真实的创作背景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