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7
费孝通特别指出，这个由“白马人问题”延伸而来的（民族文化）走廊处在“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既呈现着本土传统的“政治拉锯”特质，又体现了区域之间的关联意义。8这就是说，“走廊”的价值不仅在于本土族群的内部跨界，更在于族际及省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外部连接。沿此思路，学界后来使用的名称逐渐由“藏彝走廊”扩展成了“藏羌彝走廊”，9力图使其中的族别类型涵盖更广。然按费孝通的原意，已在此间交错生存的汉族也不该排除在外，而是应包括进去的。于是有学者顺此延伸，又提出了“汉藏走廊”的提法。10
为了减缓名称用语的歧义纷争，笔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提出“横断走廊”的新命名，使之与另外两条同样重要和著名的文化走廊——“河西走廊”及“岭南走廊”形成呼应，再将考古学的六大分区与民族学的三大走廊相结合，形成多元中国更为宏观的“六区三廊”关联整体：11

由这样的关联出发，处于横断走廊上端的“白马文化圈”便具有了跨界连接的象征及整合意义。同样类型的连接和整合不但屹立在青藏高原与成都盆地的过渡地带，也呈现于跨越滇、黔、桂苗侗壮乡的歌圩之间，形成无数由歌源起、以唱连接的口传“文化圈”12、“文化带”13、甚至延伸至中越、中泰及中缅边界，构成丰富多样的跨国、跨境关联。14扩展而论，受到学界关注的此类跨界地带则还有人类学家凌纯声阐释的“环太平洋文化圈”15及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等论述的跨越东南亚与西南中国边界的“佐米亚”山区。16
作为一种处理跨界现象的解释工具，“文化圈”的提法在地理、历史、民俗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出现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关注特定区域内的文化传播及影响，注重对“文化丛”（culture complex）现象的探寻和阐发；发展到20世纪末期后又延展出“文化空间”“文化区域”“文化地带”一类的概念、范畴，不仅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制定，也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遗产保护的研讨践行。17
回到中国境内的比较研究。在如今南北贯通的西部地区，最能与“白马文化圈”呼应对比的，还有泸沽湖畔跨越川滇省界的“摩梭文化圈”。那里的人群自称“纳人”，20世纪50年代被分别识别为两个民族，云南的一半叫“纳西族”，四川的一半为“蒙古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两边呼应，又都逐渐改成了“摩梭人”。18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些跨界人群得以整合并相互认同呢？在王艳博士的论著里，促成白马人成为整体的，即普遍存在于文化圈内部的传统信仰及其文化践行，具体来说，就是她在专著中重点考察的“池哥昼”与“跳曹盖”——一种以群体互动祭神逐鬼的面具之舞。在当地白马语中，“池哥”“曹盖”均指面具，系汉语音译的不同转写。“昼”（bro）则为身体舞动的“跳”。由于对分布于甘肃文县与四川平武、松潘及九寨沟等地同类事像的不同取舍，汉语世界的档案文献与学术论著遂翻译出了“池哥昼”与“跳曹盖”这样的各自命名，不仅造成字面上的极大差异，久而久之还反过去对本土传统的自我确认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文化圈内部的整体关联。就其母语自称的内涵，汉译的“池哥昼”与“跳曹盖”等均指面具之舞，故若要避免翻译造成的误解并消除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