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艺术人类学作为文艺学等学科的一个新的交叉性的生长点，很可能是让美学在学理上走出困境、摆脱危机的最佳方案之一。由于艺术人类学倡导在考据求实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融微观的描述特性与宏观的规律性把握于一体，不断地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能以确切的背景性知识和合乎情理的读解方式对待艺术，所以，艺术人类学有望成为真正以艺术性的方式看待艺术、走近艺术和思考艺术的一门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人类学的总体性目标是“牢固树立以人为目的的学术立场，从当代人类学美学或美学人类学的理论高度和人文理想出发，在力图重构和建立起有关‘艺术’的更开放和更扎实可靠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同时为其它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知识论条件和富有思想魅力的理论资源”\，所以，艺术人类学学科的成长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美学新思维的形成史。
具体地说，立足于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可以在多方面引发美学新思维的建构。
首先，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对美学研究来说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新方法来对待，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中的思维材料和方法，但这种运用本身的恰适性需要优先地做出审检。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100多年前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詹·乔·弗雷泽的《金枝》中的一些材料和方法，或是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中的思维材料和理论构架来进行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或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这种运用很可能会停留在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工具性利用的境地，因为泰勒、弗雷泽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一些理论观念和思维材料早就受到诸多人类学家的质疑、挑战和摒弃。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不重要，不值得借鉴，而是说艺术人类学对其他学科来说不只是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它本身就带有“元方法”的意味。也就是说，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功能还是一种不断地处于反思形态的东西，它不仅能够为美学等诸多学科牛的人类艺术问题提供历史和逻辑的借鉴与说明，同时也能够对人类艺术现象和审美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和验证，甚至对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为什么要创造“艺术”之类的根本问题做出历史性的反省和拷问，从而不断地增强自身对美学中有关艺术和艺术创造的诸多原始问题的反思能力。因此，艺术人类学或许正是美学重构所必需的一种能够对人类艺术现象和审美过程进行合理侄释和求解的双刃分析法。有了这样一种双刃分析法，我们的美学研究在面对人类艺术问题时才会具有“元美学”的思维品质，并且使经典美学中某些习以为常的逻辑起点、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和范畴等本身就被作为问题来审视和检验，这样，相应的理论建构才有可能拥有最大限度的彻底性和历史性。
其二，艺术人类学在精神实质上就是对人类艺术的一种复杂性探索。由于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学术追求，那就是要发掘出一种全景式的人类艺术史景观图，所以，它对人类艺术现象的透视，采用的是一种在历史情境中进行立体穿越、展开细部和去除遮蔽的方式，由此深入人类艺术的内部结构，在考据求实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出微观描述、历史还原和艺术精神复现。应该说，能够达到这种透视效果，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理想目标。虽然在艺术人类学的诸多关联域中包含诸多复杂的因子，人种与民族、历史与文化、实在与精神、图像与形象、原始性与现代性、考古与田野、“艺术”与“美”等，不一而足，而且不同族群的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的人类学意义对研究者来说很可能还是一个全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