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的批判。也就是说，《东方学》的文化政治含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学术意义。
在对萨义德及其《东方学》所作的评论中，上述两部著作不论从篇幅还是内容上来看都颇具分量，两本书的出版无疑会进一步激发欧美学界对《东方学》及其所提出问题的关注。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一贯坚持的“文化差异”意识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全球化在凸显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同时，也将各种地方差异传播开来。所以，全球化的程度越是加强，国家、民族和地方就越要重申它们的差异性，越要依赖于它们的身份与认同。 >
回到国内学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萨义德的《东方学》以来，十余年的时间里，运用《东方学》的方法和视角展开的研究已经不再仅限于文学批评领域，而是扩展到文化研究、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当然，自《东方学》首次出版以来，三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三十年前相比显然已大为不同。三十年来，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但是，西方对东方的认知是否因为时空的压缩而变得更加清晰？西方所营造的种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体系是否因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而变得更加客观？同时，对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如何在西方所编织的理论之网中寻求突破，与西方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凡此种种问题并不会因为一个“平坦”的世界出现而烟消云散。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反而加剧了，一种建立在承认之上的认同政治要求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去获得自主性。
从这一点来说，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一贯坚持的“文化差异”意识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东方学》及萨义德的早期思想里，“差异”的提出显然是为了表达一种激进的政治倾向，它过分强调了非西方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的自我意识和民族特性，给人留下一种非此即彼的印象。不过，后期的萨义德似乎认识到了自己这一理论的缺陷，“差异”因而不再意味着彼此的对立或隔阂，而是成为相互交流与理解的起点。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如是说到：“忽视或低估西方人和东方人历史的重叠之处，忽视或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述或历史，在文化领域中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就等于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据此，他又指出：“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在这里，萨义德一方面仍将“差异”视作认知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概念；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些差异恰恰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基础，而正是基于这些差异，东西方才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影响和塑造着彼此的历史与文化。
后殖民语境下的差异概念，使我们在面对“全球同质化”问题时，不再显得那么困惑和茫然。今天，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迅猛展开无疑会让东西方更加趋同和相似，但是，透过表面上的一致性，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同是一种预先保留了差异的同，而不是一种消除了差异的同。因为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不可能像其当初那样为所欲为或无孔不入，全球化的某些事项显然无法自由穿越国家或地方的种种权力机制，它只有与后者进行协商才能够得以成行。换句话说，全球化在从一处扩散到另一处时，已经发生了意义上的重新设定。因此，全球化应当被看做是一个辨证的过程，这种辨证性体现在趋同与差异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上，其结果并不必然总是朝着同质化方向的一系列变迁，甚至可能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在凸显人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