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4日上午，费老的女婿兼秘书张荣华先生打电话来说“你赶快到医院来一趟吧，老先生恐怕不行了，来见他最后一面。”中午12点我赶到医院，看见老先生安详的躺在床上，仿佛已经没有了痛苦，这是他生病以来我看到的最安详的一次。但医生告诉我，他的血压已经低于正常人，正常人高压最低为90度，老先生只有78度，而且还是靠药物维持，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最迟也许就是今天晚上了。
从医院回到家，我一直希望这不是事实，老先生在医院多少次危险，都活过来了，但愿这次也是如此。一晚上我提心吊胆，第二天天亮我赶紧打电话到医院，但病房已没人接电话。我赶紧打电话到费先生家里，终于接到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24日晚上10点半老先生仙逝了。
泪水漫过了我的双眼，思绪追溯到我第一次接受费老教诲的情景。很早我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以及教授的职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的，当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所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个艺术学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我的研究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但我的想法恰恰错了，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所以，他不仅没有漠视我的研究，反而是非常关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对面的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费先生提醒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下回来时最好带个录音机，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我再次来到费先生的家里，并带了录音机。就我的考察报告老先生讲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是在随意聊天，但实际上费先生始终是在紧扣一个主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造的问题，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