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艺术，精英艺术就出不来。因为艺术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艺术又是从大众艺术里出来的。这里有一篇我和李亦园先生的对话录，叫：“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里面就讲到了有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另外，我还送给你两本书。一本有关英国陶瓷历史的书是希望你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有一本“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希望你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未来，并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1]”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后来我将这次谈话的录音整理出来，给先生看过以后，被收录进“费孝通文集”第十四集。
1998年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虽然结束了在北大做博士后的生活，但我和费老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着。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我向先生请教并得到他的指导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为了和东部的发展取得平衡，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座谈会上，他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
在费孝通先生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及西部各省的有关单位，向科技部申报了题为“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又向文化部申报了题为“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重点课题。这两个课题都得到了批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前者主要是对西北的人文资源进行梳理和清点，也就是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来摸清我们的家底，知道我们在西部到底有那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它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又是如何？先了解西北再了解西南。后者主要是在梳理和清点了西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保护、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