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和而不同’仍有很大活力”
当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平崛起的呼声很高，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作为前导，提不出具有普适价值的，能够得到世界各国都承认的价值观，是很难得到普遍承认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应该是文化的崛起，新的思想的崛起。如果说有一天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影响世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会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其中的原因，首先因为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学者，同样也是一位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的伟大学者。他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国人要有所贡献，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因为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多民族共处和共同发展方面有深厚的经验。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他说：“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