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现象，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景观。
相比成吉思汗祭奠的相对稳定性，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均面临着严重危机。《民族艺术》杂志社的廖明君研究了珠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艺术。青海文化厅的吕霞以热贡唐卡为例，考察了文化保护语境中的艺术传承问题。鲁东大学的王晓东以怒族、土家族建筑为例，探讨了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大连大学的张景明对大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分析。包头师范学院的李红梅针对内蒙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得出了一些相似性的结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强调对传承人的挖掘与保护、将传统的师徒传承与当代学校传承相结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村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如上所言，区域性高校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与传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玉溪师范学院创建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该校校长熊术新介绍了传习馆的基本情况，如开设了一批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的专业课程，将民间艺人及传承人聘请到学校讲学等。传习馆倡导并践行了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到大学课程建设的新理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生态博物馆同样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模式。湖北民族学院的吴昶对建于1998年的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生态博物馆应该关注当地人的各种文化遗产自身的动态系统，应在静态保护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辅助条件，使文化遗产持有者的工作以及传承活动以展示工作的形式延续下来，用有步骤的专案立项和展示手段来防止其彻底消失。
三、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修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和都市艺术，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和语境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成为多位学者的探讨话题。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指出，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理论反思之本，只有具有了翔实、丰富的深度田野资料，才可能在理论讨论上超出先前的研究者，建构新的具有反思和批评的学术理论。艺术人类学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中应当以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采取相对的文化相对的立场，关注研究者与艺术实践主体的关系。《思想战线》的洪颖重点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她认为，艺术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体验”切入艺术经验研究、坚持“当下”地“共域在场”的研究态度和调动多种工具手段进行艺术民族志书写等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提出将历史人类学的引入田野调查，在其指导下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在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据此，他思考了 “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山东大学的张士闪探讨了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意识的转变，他指出乡民艺术知识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尤其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乡民艺术呈现出了鲜明的流动性，因此，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应从“凝固幻像”转变为“流动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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