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往，这时两国互派使者以便沟通。在举行宴会招待宋朝来使时，也有乐器演奏、歌唱、“杂剧进”“角抵”等，在迎接南来的宋使时，辽也用本民族乐舞队相迎，如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载：“契丹待南使，乐列三百余人，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伸缩手足而已。” [4](865)为了显示国威，契丹排列了三百余人的庞大乐舞队。但在舞蹈文化比较先进的宋人眼中，契丹民族的舞蹈，没有高难度的旋转等动作，只是顿挫、伸缩手足罢了。然而，恰恰是这两句简单的描写，绘出了北方少数民族舞蹈豪迈、粗犷，节奏鲜明、动作流畅，线条有棱有角，时缩时伸的特殊风格。五代契丹画家胡瓌所绘《卓歇图》中着长服的舞人，正是这种“止于顿挫，伸缩手足”的契丹舞蹈形象。
据《辽史·礼志》记载，契丹乐舞主要包容在民族的传统信仰习俗中。辽政权建立后，依然在宫廷在民间保存流传。如“祭山仪”“瑟瑟仪”“柴柴仪”“告庙仪”“谒庙仪”“拜日仪”“节仪”“岁除仪”[5](834)等名目繁多的仪式，虽然目的是对民族发祥地、氏族祖先、天神地衹、日月星辰的崇拜祭祀，同时也是集节庆和歌舞等娱乐活动于一体的传统习俗。
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辽俗“每年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随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鎚焉” 。[6](1287)“踏鎚”即踏跺而舞，可见是一种富有气势和力度的激烈舞蹈，它反映了契丹民族乐舞的大致情况。
辽代遗存文物中，有一些舞蹈形象，为这一代舞蹈艺术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河北宣化出土天庆六年（1116年）辽墓壁画，有“散乐图”，[7](34)其画后面有由11人组成的完整乐队，中间有矮小身材的舞人，戴幞头，身穿袍，脚穿靴，脚跟着地，脚尖离地翘起，腰束带，双臂斜抱肘于胸前，上身右倾，向左侧腰，正翩翩起舞。舞人及乐人的服饰与后戏曲服装十分近似，与宋代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的乐舞壁画上的舞人装束几乎完全一样。这幅河北禹县白沙出土的宋代壁画乐舞场面的排列，基本与唐代一样：乐人分两边，成八字形，舞人在中间表演，与宣化辽墓壁画也大致相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房山云居寺的辽塔和辽建石幢上面的乐舞人形象，云居寺所藏石经堪称世界之最。罗汉塔的砖雕，是少有的辽代乐舞群像。由于风化严重，许多形象已模糊不清了，但从那些依稀可见的舞人、乐人群像足可使我们体察到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那健朗明快豪迈的舞姿。舞者都着靴，这是游牧民族服饰的特点，曳长袖，又有吸收汉族传统舞蹈的痕迹。舞者姿态各异，有的抬腿，扬袖，回首仰望；有的斜身，曲腿，正欲踏舞；有的双臂张举，双腿交脚而立，似正做“骑马步”舞姿；有的满面胡须的老人，正甩袖起舞；还有手执各种乐器的舞人，正拍板击鼓作舞。真是多姿多彩。在一些舞人中间，刻了一个个半圆龛，龛内都是汉装女乐舞人，多作坐姿，身披帔帛，或举臂而舞，或作各种奏乐姿。在这座宗教艺术建筑中，也体现了契丹对汉民族文化的重视，同时也表现了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历史事实。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块砖雕是：几个人抬着一个亭状物，它很像历史记载中的“行像”，即抬着神像游行。这是在重大的宗教节目中举行的一种仪式。
在云居寺离寺门不远处，有一座辽代石幢，石幢上也刻着乐舞人及飞天。石刻飞天，身披长带，御风而行。她们或托莲笛，或托花盘，似徜徉在云海空际。比较特殊的是那背上有双手合十的飞天，下身飘起的不是长裙裹着的腿肢，而是长长的尾羽。她们的形象分明是由唐代敦煌壁画中“迦陵频迦”（人头鸟身之神）的形象衍化而来。石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