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民俗真相
——彝族花鼓舞起源再探
黄龙光 杨晖
（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云南玉溪 653100）
摘 要：彝族花鼓舞溯源，须从彝母语出发，谨慎考察其彝族历史语境和分析其历史记忆，才能透过汉语客位翻译假象，还原彝族民间花鼓舞的民俗真相和文化意义。彝族花鼓舞是彝族先民在鲁祖业山巅举行祭祖大典，踏平尖刀草集体歌舞的历史记忆，是彝族六组分支四方迁徙的艺术化历史叙事和仪式模拟。
关键词：彝族；民间花鼓舞；文化翻译；民俗真相
分类号： K892.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838（2011）01-0011-06
问题的提出：
语言是某一族群文化记录、保存和传播的符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本身也是该族群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当我们试图对某一族群民俗进行溯源时，如果从文化持有主体的母语入手，可使我们透过纷繁混淆的他者文化翻译，找到主体民俗文化的源头，并能够拨开迷雾见到民俗的文化事实与意义真相，而不被由客位文化翻译导致的假象蒙蔽了双眼。
民族民间舞蹈的研究，不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从发生学上首先要求我们解决其起源问题，否则一切相关的研究，就会显得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纵深的历史感。目前，对彝族花鼓舞的溯源，多数学者直接从其汉名“花鼓”或“花鼓舞”出发进行推元，于是就和“凤阳花鼓”联系起来。加上明清屯田制的发展，江南一带汉族军民大量入滇，好像顺理成章地与此挂上钩来，形成彝族花鼓舞的“外来说”。①花鼓舞作为一种彝族民间丧礼仪式舞蹈，总体上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彝族花鼓舞展开溯源，须考虑到花鼓舞的彝族历史语境和历史事实。“花鼓舞”虽冠以“彝族”的限定成分，但它终究是一个汉译名称，不是彝母语的原初表达和主体命名。这里涉及一个文化翻译与民俗真相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对彝族花鼓舞进行溯源，揭示它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谨慎的做法是，从彝族自身对花鼓舞的命名和表达出发，进行一番主体式的探源。因笔者已就彝族花鼓舞起源，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进行过“初探”②本文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从“跳花鼓”到“者波必”
2006年，峨山“彝族花鼓舞”正式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彝族花鼓舞”“彝族花鼓舞之乡”，在云南特别是玉溪地域范围内深入人心，人们早已更加习惯了“花鼓”的名称。这是一个彝汉文化交融的历史问题，也是语言媒介传播的结果。一直以来，边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进入汉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体系，被主流世界的人们认可和接受，它首先可能需要一个“恰当”的汉名。而这个“恰当”的汉名，对于少数民族主体自身来讲，本是外来他者给予的，但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自己往往意识不到其后续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主流汉语言文化体系中，首先就这样开始从语言逐步被客体化。很不幸的是，汉语“花鼓”就是这样一个把彝语“者波比”③逐渐客体化的“恰当”名字。就连花鼓舞执箐鸡尾师傅，也被称为“龙头”。其实，花鼓舞蹈语汇中虽有部分拟龙动作，但“龙头”称呼只是一种诗学意义上的修辞而已。
“鼓”，当地彝语叫“d21”、“d21bo33”。从语源上来看，彝语的“d21有两层含义，一指树木；二作动词使用，表“悬、挂、吊”之意。bo33，指中空的器物。如“水缸”，叫i21dαbo33，其实应为idα21bo33，dα33是dα21音变的结果，意为“有水的大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