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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辉: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人类学

[日期:2012-05-28] 来源:作者惠赐  作者:熊晓辉 [字体: ]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人类学

熊晓辉[1]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音乐人类学发展必须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一切音乐活动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在当代中国,应积极深化对建立和发展音乐人类学的意识认识。

关键词:多元文化;中国音乐人类学;发展

21世纪是一个多极制衡、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交流、互相发展的世纪,而不是哪一种文化覆盖全球的世纪。当今,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已把视野和眼光放在了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上。在多元文化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从其发展历史来看,音乐人类学成了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音乐人类学研究人,研究人类的音乐文化。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面前,音乐可以使人相互沟通。在中国,以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音乐研究为核心的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下,展开了不同文化的对话,促进了文化多元与共存。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激烈时期,当时人们力求改造社会,自觉地接受了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此刻,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中国人了解和接受[1](p98)。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一门独立学科,它在中国的发展也不可短短二十几年时间。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人种的条件下,遵守了学科规则和模式,它们相互联系、互相依存了。

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国家生存的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俗不同,文化也就各不相同。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人们也注意到了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只有传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演替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的进化同时存在着离异和趋同两种取向,人类文化的演进同样并存着这两种取向,以至于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总是处于新陈代谢之中。这一过程又必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2](p77)。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决不可以让文化也变成单一化、一体化。每一个民族都处在其特定的自然生境中,原则上可以按一般进化规律发展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因而同一生境内的文化类型也可以截然不同。具体来说,民族文化按照一般进化的方向由低到高,出现等级差异,由此形成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化也会由特殊进化的作用而表现为综合性、适应性的程度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各民族文化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不仅存在着类型差异,而且还存在样式差异。

人类学对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斯图尔德根据人类学谋生的主要手段,把人类分为狩猎民、采集民、畜牧民、农民等。其后,众多的研究者基本接受了他的划分办法,同时作了相应的修订[3](p127)。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功能主义,他是以个体的需要而不是以社会系统的需要为基点的,所以当他对文化进行规定时,认为文化是由“人的七种基本需要”构成的,例如吃、喝、繁衍、舒适、安全等等。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化,这是他功能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歧点。针对人类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顺着这个文化演进的阶段顺序,可以将世界上已有的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进而发现不同的文化在资源利用上也会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美国,博厄斯使文化研究进入了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阶段。在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研究带入了结构功能主义和功能主义时期,他们与古典进化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把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文化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所以他们的文化观与泰勒的典型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差别[4](p79)

基于文化构成和其价值的关联性,文化是通于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的,一是趋同,二是离异。趋同是一种纵向发展,也就是趋向于共同的方向,从发展来看,这种阶段也是必要的,因为纵向的认识求得了统一,巩固了前一阶段的发展。但所谓“同”也不是绝对的,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些因素就会使趋同的方式崩溃,而代之以“离异”的阶段[5](p49)。21世纪是一个多极制衡、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交流、互相发展的世纪,而不是哪一种文化覆盖全球的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多元文化也就会发展起来。

历史上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接受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二,明末清初时期,基督教文化大量传入;其三,五四前后,西方文明大量传入。至此,中国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了多元的特性,并且它的多元性呈现于若干个层面,从里到外,由浅层到深层显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质、原态、开放、共生的形态。对文化多样性问题的考察,不难发现,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自始就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在原始时期就存在着多样的文化活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创造着不同的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史的起点不一致,其对文化的习得绝不可能完全一致,也不可能照抄,而是有选择的吸收,这就是文化多样不断扩大和丰富的过程。由于中国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这就造就了中国音乐人类学横向开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音乐人类学从文化上来说,它是文化对话的重要途径,通过人们对音乐的交流,能使不同音乐文化的人得以互相沟通。以跨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与跨学科的音乐学研究为基础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在发展多元文化,展开不同文化的对话,促进文化多元共存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多元文化中对不同音乐的研究是音乐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拿音乐欣赏来说,音乐欣赏可以提供我们多种多样的欣赏的快乐。如果把不同文化中写同样主题的作品放在一起来欣赏,就会得到不止是体会一种作品的乐趣。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发展中,可以通过对人的理解,使人类能互相沟通、相互理解、互相宽容,通过文化对话使人们互相尊重。

中国音乐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和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出现时间相去不远,是近20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在音乐人类学产生的初期,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及音乐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是人类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在对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音乐创作似乎是创作者个人的事情,他们的创作活动好像与文化并不相关。但是经过认真分析,事实却正好与此相反,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民族背景,主要为具体的民族服务。音乐作品的引进、交流、传播在各民族间无时不在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引进与传播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地随心所欲地到处任意搬动。每个民族总是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和本民族的习惯,要在本民族文化的规约下有选择性地引进和接受传播。而且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往往要赋予本民族的含义,按民族文化的特征去加以理解。大多数人都听过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作曲家介绍作品时写道:“在平沙漠漠、一望无际的中亚细亚草原上,传来了不大听见的俄罗斯和平歌声。从远处可以听到马和骆驼的脚步声,以及东方曲调的奇异的歌声。一个土著的商队渐渐走近。它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穿过无边的沙漠,平安自由、无忧无虑地赶着路。商队渐走渐远。俄国人的歌声和亚洲人的曲调结合在一起,构成共同的歌声,它的回声逐渐消失在草原的空气中。”[6](p87)在作曲家的文字引导下的欣赏者,都会对音结构的感知与草原的气氛相联系,但人们都不会引起一致的感觉反响。中国戏剧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尤其是人物对白、武打场景、脸谱等最受外国人欢迎。京剧《三堂会审》中的人物对白是戏剧中最为华彩的部分,但在国外演出时,翻译人员煞费苦心,难以表达戏剧中人物内心刻画的精妙。在此,我们知道音乐艺术虽然在进行跨民族的传播,但是在欣赏和利用上,却找不出通行世界各族之间的准则。人类学家在探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时指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艺术的形象,在本民族中造就特定的激情,从而达到民族内部行为的协调。因此,可以归纳为文学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制造激情,凭借激情协调人际关系。”[7](p121)实际上,音乐艺术的功能早已是音乐学家研究的重心。在西方,自人类学学科产生后,人类学的理论开始形成,人们对文化认识的加深或者是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人类文化,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出现各自的发展轨迹。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也带来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人们追求自然与科学,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类的健康发展都是同追求自然与提倡科学这一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支持时,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积累也足以为人类文化提供支持。自19世纪末以来,人类学一直在中国受到应用,但自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各民族的兴起,传统的研究落后民族的文化人类学自然被逼到了死胡同。[8](p91)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自始就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形式的多样化仅仅是文化多元性的浅层表现,而决定文化形式多样化的则是文化多元化的内容。由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音乐艺术发展迅速,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影响巨大,得到蓬勃发展。当今,音乐人类学家正在探索在多元文化中寻求音乐人类学的生长点。从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来看,音乐人类学研究从利用殖民者、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等从殖民采集来的音乐标本展开的所谓“扶手椅”式的研究,发展到以扎实、规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参与观察、民族志、深描、主位、客位等人类学研究方法都被音乐人类学吸收、采用,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在当代中国,多种文化中的音乐艺术的解读是创新民族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的中国传播,首先要对它进行阐释,在阐释它的时候,肯定跟它原来在其本土中被阐释的情况并不一样,有许多方面会不知不觉地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去解释,这就难免有误解,有误读。反之,亦然。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家注重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因而,只要和音乐活动有关的时间、空间、人物、内容、行为方式等,都成为确定音乐意义的重要参照。在中国,音乐人类学获得较为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音乐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诸多探索。许多中国音乐人类学家为了阐释音乐的意义,在试图把音乐和整个文化的有机联结上作了很多可贵的尝试与探索,对整个人类学研究和音乐学研究有独特贡献。

中国音乐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迅猛,几乎渗透到了音乐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可以分为方法论研究、学科概论两个方面;应用研究可以分为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外国音乐文化研究、跨国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三种类型[9](p21)。中国音乐人类学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以音乐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音乐本质上看,音乐属于情感意识领域,它无法表达明确的具体性实物,它只是一种意念、感觉,是人们用声音来交流感情的一种工具。人类学家把音乐确定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反映,认为音乐艺术是主观的、直觉的和情感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尼·彼·杜比宁在其论著《人究竟是什么》中指出:“劳动成为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环境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人化了的世界的创立,根本改变了人对外部条件的适应力的形式。出现了人工的、不是由自然界而是由人创造的劳动工具,征服了火,出现了住宅等等。结果,形成了社会遗传的机制,依靠这种机制才开始实现人的祖先的前进发展,同时这种机制使进化走上了新的、协调进化的轨道。”[10]可以看出,人的文化必须立足于人的生物学现实,那么,音乐人类学家研究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生物性前提下的社会存在为本,以人类艺术创造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客观实际为本。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其理论永远是原封不动,那就不能为今天所用,更不能成为一种为世界其他文化的人们也能接受和利用的东西。因此,音乐人类学首先要使其现代化,为当今人们所了解。中国音乐人类学家非常努力,他们力求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理论进行现代诠释,并推向世界,使其成为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的中国,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现代化决不是封闭与口头上的,它必须站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了解人在思考什么,通过文化对话与参照,才能弄清当今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目的,弄清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成功之处,哪些是可以补他人之不足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更有益于全人类。这正是音乐人类学以全球化视野为核心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的引进也只有在相互比照参证中产生互动,互相引发,使双方都得到发展。在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音乐人类学较早地运用人类学方法,以跨文化音乐研究来讨论人类音乐艺术,当其传入中国境内时,也许被接受了不同重点、改写和变形,这些都是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同其他门类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世界能有均衡的制衡,我们需要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互相支持,互相吸收。音乐是沟通人类灵魂最好的桥梁,音乐人类学就是要让人类通过音乐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做到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

 

参考文献:

[1]周大鸣. 21世纪人类学[M]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罗康隆. 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罗康隆. 斯威顿耕作方式的实存及其价值评估[J]. 贵州民族研究,2002,(2) .

[4][5]萧俊明. 文化转向的由来[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钱仁康. 音乐欣赏讲话[N]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7][8]罗康隆. 文化人类学论纲[M]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9]熊晓辉.音乐人类学论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10]张君仁. 以人为本的音乐人类学认识论[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3).

 

作者简介:

熊晓辉(1967—),男,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人类学、民族文化及钢琴教学等研究工作。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南校区艺术学院音乐系

邮编:411201

E-mail:xiong80888@163.com

 

Chinese Musicology’s Development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Multivariant culture

Xiong xiaohui

(Art Institute of Hun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 Hunan)

Abstract: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multivariant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musicology must apply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ulture anthropolpgy to study music.All of music activities are its study objects.Nowadays we must deepen consciousness cognition of musicology’s building-up and development actively in china.

Key words:multivariant cuiture;chinamusicology;devei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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