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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

[日期:2015-03-09] 来源:  作者:李修建 [字体: ]

《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世说新语》是一部经典著作。提到《世说新语》,大家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周处》,说的是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和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并称“三害”。后来周处改过自新,终于成就一番事业。这则故事即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世说新语》记载的众多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竹林七贤、东晋名相王导、谢安,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等。

一、《世说新语》究竟是怎样一部书?

先来看看《世说新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位置。中国古代的著作,最常用的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比如《四库全书》,就是按照这种分类方式。这四类的排列,有高下之别。经学排第一,诸经之中,《易》排第一。其次是《尚书》、《诗经》、三礼、三传等。《世说新语》属于子部的“小说家类”,“小说家”在子部属第十二类。表面看来地位不高,实际上不是这样简单。

一提到小说,我们会想到是虚构的,是编造的。这是现代的小说观,古代并非如此。古代的小说,出自稗官野史,多为道听途说,口耳相传。相对正史而言,它不具有权威性,但并不一定是虚构的。小说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世说新语》记载的是从汉末到东晋二百余年间,上层社会士人的言行故事。由于魏晋时期的史籍大部分已经亡佚,所以《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非常突出,唐代房玄龄等人在修《晋书》时,就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资料。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将魏晋时期称为“世说新语时代”。一本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除了《春秋》之外,恐怕寥寥无几。这更说明《世说新语》的价值所在。

除了史料价值,《世说》的文学价值亦非常之大。《世说》语言简约玄澹,精练传神,而趣味隽永高远,令人不忍释卷。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到:“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鲁迅先生也称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的撰者,为南朝宋的刘义庆(403—444),彭城人(江苏徐州人)。刘义庆是刘宋的宗室,宋武帝刘裕的堂侄,被封为临川王。刘义庆活到41岁,《世说新语》大概是他38岁时编纂完成的。他没有政治野心,爱好文学,招聚了许多有名的文士到他幕下,如著名文学家鲍照,陆展,何长瑜等人。所以,鲁迅先生提出,《世说新语》这本书可能不是刘义庆独自完成的,而是成于众手,是由他召集的文士帮助他一起完成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此前即有王公权贵召集门客共同著书,而最后署召集人的传统,如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作者有许多,挂名的是一个。实际上,署为主编更为恰当。

《世说新语》的注者必须要提。梁人刘孝标,为《世说》作了注释。刘孝标(462—521年)一生命坎坷,幼时丧父,8岁被人口贩子卖作奴隶,被一富人刘实收养。刘实见他聪慧好学,所以叫他读书。刘孝标非常用功,一天到晚地读书。南齐永明年间,他出都游学,遍求异书,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做“书淫”。刘孝标作《世说》注释,征引近500部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亡佚。他不仅补充《世说》原文史料上的不足,而且还纠正其中的不实。因此之故,刘孝标注的价值重大。刘注,和裴松之的三国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称“四大名注”。我们谈论《世说》,是将刘孝标注与《世说》原文视为一体的。目前市面上《世说新语》的版本非常之多,如果我们想买来看,一定要买有刘孝标注的。中华书局出了大概五六个版本的《世说》,我推荐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如果看繁体竖排有点困难,张万起和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也很不错。

需要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并非独创,而是汇集了以前的文献资料。它所参考的书非常之多,如各种志人小说、杂史、杂传等。最著名的有两本,一是东晋裴启的《语林》,二是郭澄之的《郭子》。《语林》记载的是汉魏人物的言行,刚面世的时候,在士人中非常流行,里面记载了谢安说过的两句话,可是谢安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对这本书很是不屑。于是这本书就废了,《世说》“轻抵”篇记载了这件事。《语林》后来失传,今人作了辑录,凡185条,《世说》采用了64条。《郭子》也早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了84条,其中74条被《世说》采用。比例非常之高。当然,《世说》并不是原文照抄,而是进行了适当的删改、加工、润色。不仅在文字风格上有所统一,并且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了编排。

二、《世说新语》的基本内容

通行本的《世说新语》分36门,共有1130条。下面简单看看36门包括哪些,分别讲的是什么?

这36门,包括其条数,列举如下:

德行47言语108政事26文学104方正66雅量42

识鉴28赏誉156品藻88规箴27捷悟7夙惠7

豪爽13容止39自新2企羡6伤逝19栖逸17

贤媛32术解11巧艺14宠礼6任诞54简傲17

排调65轻诋33假谲14黜免9俭啬9汰侈12

忿狷8谗险4尤悔17纰漏8惑溺7仇隙8

可以看出,每门包含的条数不一,最长的“赏誉”门,有156条,最短的“自新”门,才“2”条。每条的字数多少也不一样,长的有二三百字,短的不足十字。

每门具体写的是什么呢?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门四科。在《论语·先进》中,孔子曾对他的得意弟子做了一个分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德行,是指一个人品德高尚,可以为世楷模。试举《德行》篇第一条为例:“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陈仲举即陈蕃,他以儒家为业,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尊敬贤达,显示出高尚的德行品质。

言语,是指一个人善于应对,话说得漂亮。如曹魏太傅锺繇有两个儿子:锺毓和锺会,他们年少时都有很好的声誉。魏文帝曹丕召见他们,看到锺毓脸上有汗,就问他什么出汗?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看到锺会脸上无汗,就问他为什么不出汗?锺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应对很是机敏有趣。再如桓温任荆州刺史时,修筑了江陵城,非常漂亮。有次他和僚属一些欣赏此城,说道:“谁能评价一下江陵城,有赏。”顾恺之就说:“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对此品评非常满意,随即赏给顾恺之两个丫环。

政事指一个人有政治才干;文学在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学术,对经学、玄学、佛学的掌握、领悟能力,二指文学才能。方正指人德行正直;雅量指一个人有气度,能包容,临危不乱,甚至视死如归。如: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这就是广陵绝唱的故事,可谓荡气回肠。

识鉴指一个人有远见,看人看事有前瞻性,如: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赏誉指对一个人品行、长相、才能等方面的欣赏,如: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

品藻是指对人物相貌、才能等方面的品评与比较,以见出优劣,分出高下。如:“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规箴是对一个人的规劝,如: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谏曰:“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捷悟指一个人领悟能力既高又快。夙惠是指一个人年少即聪明过人。豪爽指一个人性情豪放爽朗。容止描述的是人物的容貌举止,如: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自新是指一个人悔过自新,如周处。企羡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欣赏与羡慕之情。如: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伤逝是指对死者的悼亡,如: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栖逸讲的是一群崇高隐逸的人物。贤媛记载的是有贤德才能的女性。术解记录是一些精通方术之人,如相面、占卜、相马。巧艺记载的是一些高超的艺术家,如书法、绘画。崇礼指对人物的尊崇。任诞指人物言语行为放诞,不遵礼法。简傲与任诞相似,同样指人物行为旷达,目中无人。排调指人物言语之间的玩笑与幽默,往往含有机锋。如: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假谲记载的是用虚假欺骗,欺骗对方以达到目的,如望梅止渴的故事: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黜免指罢免官职。如: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俭啬是指人物生活节俭、为人吝啬。如: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汰侈指人物生活奢侈。我们都熟知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汰侈篇有很多记载,另有一则王济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的少些,如: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㹠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㹠。”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忿狷记载的是人物性情暴躁的故事。谗险,指奸诈阴险。本篇所载,或进谗言,或用奸计,都有其阴险用心。尤悔指过失与悔恨。纰漏记载的人物犯了一些错误或疏失。惑溺指人物对妻妾的过度宠爱。仇隙记载的人物之间有仇恨,是对头。

三、《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世说》一书,加上刘孝标的注,总共记载人物有1500多人。我做过统计,出现频率较高,比较重要的人物也有200多人。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出身世族。世族社会是我们把握魏晋历史和文化的关键所在。

世族(世代的世),又称为势族(权势的势),士族(士人的士),分别强调了魏晋士人的三个特点:一是延续性,世代为官,二是有权势,官居高位,三是有文化。这三点集于一身,他们既有权,又有钱,又有文化,而且子孙亦是如此。因此,他们不仅是官N代,是富N代,而且是文化N代。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权和钱,而是文化。所谓“诗书继世长”,有文化是保证世族能够绵延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只有权和钱,没有文化,是不会被人瞧得起,也不会长久的。我们知道,陶渊明在后世特别有名,是个著名的大隐士,也是个大诗人,而《世说》中却没有收他的事迹,为什么?就因为他的出身不好,不是世族中人。

那么,在魏晋时期,文化体现于哪些方面?一是有学问,对六经、《左传》、《周易》《老子》《庄子》等儒家、道家的经典有很好的掌握;二是能清谈,对玄学义理有深入的研读,并且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和辩论能力;三是通文艺,能写诗歌文章,精通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四是会鉴赏,对于人物的形神风貌,具体的文艺作品,有进行审美的鉴赏,并且能够用简约精炼、极具文学性的语言概括出来。这几点,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综合文化素养。具体到每个人,由于社会背景、家族出身、审美情趣、生活习性的区别,又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我将魏晋时期最主要的主要人物区分为三种类型,下面逐一进行探讨。

(一)玉人型

第一种,我称之为玉人型。代表人物有何晏、潘岳、卫玠。

何晏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被曹操收到后宫,连他一并收养。何晏小时候非常聪明,史称“明慧若神”。曹操非常喜欢何晏,吃穿用度都和皇子一样。何晏的自尊心很强,所以曹丕等一帮皇子都不喜欢他。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同样不喜欢他,一直没让他担任重要官职。直到魏明帝去世,托孤于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曹爽和何晏关系很好,开始重用何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何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正始年间的风云人物。何晏属于开风气之先的明星,他开启了魏晋的清谈之风。他还服用五石散,士人们纷纷效仿,何晏从而被称为“服药的祖师爷”。

何晏长得非常漂亮。他很自恋,“行步顾影”,走路都要看着自己的影子,时常带着脂粉。他的面色白的不得了。魏明帝怀疑他抹了脂粉,大热天的让他喝热面条,何晏喝得满脸大汗,用衣服擦擦脸,擦完之后脸还是很白。有个成语叫做“傅粉何郎”,说的就是何晏。

潘岳这个人大家应该熟悉。潘岳,字安仁,后来大家叫他潘安。潘岳是个文学家。不过,在历史上,他的知名度,更在于他是一个美男子。形容一个男子长得漂亮,常常说他“貌比潘安”。潘安到底多漂亮呢?《世说》中记载了几个有关的故事。潘岳小的时候带着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女人看到这么一个帅哥,都牵起手围着他,不让他走。左思长得很丑,也学潘岳出去外,结果大家都向他吐唾沫,他灰溜溜地回去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的是潘岳坐着车出去玩,女人都向他的车里扔花扔水果,他满载而归。张载很羡慕,也学潘岳坐着车出去玩,谁知小孩都向他的车里扔石头,他也是满载而归。

卫玠(286年-312年)也是一个美男子,被称为“江左第一名士”,可以说是第一帅哥。他小时候坐在羊车在洛阳道上行走,大家都把他围起来,问道,“谁家璧人?”这是谁家的小帅哥(小正太)?卫玠的舅舅王济长得也非常帅,但是在卫玠旁边一站,他就自惭形秽了,他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卫玠从南昌来到南京,人们听说大帅哥卫玠来了,都跑去观看,观者如堵。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禁不住这么多人看,就被看死了。有个成语叫“看杀卫玠”,说的就是这件事。不过,卫玠并不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他从小就喜欢钻石哲学问题,长大之后,清谈能力极佳,受到时人的推崇。名士王澄,很有才能,很少把人看在眼里。但是每当听到卫玠的谈论,就叹息绝倒,佩服的五体投地。

除了以上三个人,还有很多人,正始名士夏侯玄、李丰可归入此类。夏侯玄被时人目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之后弟毛曾与他并坐,时人评为“蒹葭倚玉树”;李丰则被评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西晋名士王衍,同样热衷清谈,他自己没有什么创见,当他觉得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时,就转变观点。时人称为“口中雌黄”。他同样漂亮异常,手里拿着一个玉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没有什么区别。

这类人物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一是就其社会身份而言,他们都出身于世族贵胄,并且居于高位。像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夏侯玄官至征西将军,王衍高居太尉,裴楷仕至中书令。潘岳虽然官位较底,却也汲汲于仕途。六朝最重门第,门第之高下往往体现于家族成员人材之优劣。刘邵在《人物志》中有“征神见貌”之说,即人的神情及素养体现于容貌之中。这种观念当为时人的共同认知。由此,人之形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门第与出身之外显。此外,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最重人物之风神,外在形象遂成为士人获得社会声誉的重要手段。因而,出身高门的士人重视对身体之修饰,便成为应有之义。

二是就其学术思想而言,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士人虽为玄学领袖,却不似后世不问世事的玄学名流,而在政治上有所抱负。尽管史书对何晏多有诋毁,实际上他有不错的政治才能,傅咸曾大力夸奖他的人事能力。何晏等人对《易》、《老》有精深的研究,对《庄子》却不感兴趣,此外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也有很深的研究。他们以道解儒,融合儒道,赋予魏晋学术以新的面目。何晏的《论语集解》至今仍为经典。钱穆先生甚至认为何晏和王弼都可以视为新儒家。

三是对此类人物的品评,大多是就其容貌加以精练性和譬喻性的品评。人物品藻中所使用的喻体非常多,或是自然景观:如断山、游云、朝霞;或为植物:如千丈松、春月柳;或是动物:如白鹤、惊龙。其中使用最多最值得注意的喻体,便是玉。再看下面数例:

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用“玉”26次,多为直接用玉或玉制器物来喻人。玉作为一种物态化审美客体,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赋有了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审美属性而言,玉质地温润,光洁细腻,首先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并进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礼记》云:“君子比德如玉”,玉被赋予了“德”的象征意义,周礼要求“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此外,开采加工的不易又使其成为财富的象征,具有了高贵的意味。这里的比人以玉,首先是指人的外在形貌与玉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人的出身、德行、才情亦符合玉高贵的内在品格。

实际上,早在先秦,就开始以玉比拟人的容貌或德行。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开始大规模的以玉比人。值得注意的是,以玉喻人的现象集中出现于曹魏和西晋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物美学可以称为“玉人美学”,而这一时代也可以称为“玉人时代”了。

(二)放达型

第二种类型可以称为“放达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竹林七贤是哪七个人呢?按照年龄大小来说,山涛最大,阮籍其次,嵇康(山涛比嵇康差不多要大20岁),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里面,嵇康和向秀的关系最好,嵇康喜欢打铁,向秀给他拉风箱。嵇康种菜,吕安就给他浇园,很像一对“好基友”。阮籍刚开始和王戎的父亲王浑是朋友,经常去王浑家,后来和王戎聊天,感觉很投缘,就对王浑说,你不如你的儿子啊,就带着王戎一起玩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有种乐器叫“阮”,就是他发明的。

这七个人凑在一起做什么呢?就是喝酒。山涛的酒量很大,不过他自控力强,喝得差不多了,就不喝了。嵇康的酒量差点,再说他服五石散,对饮酒比较讲究,所以喝得少些。阮籍、刘伶、阮咸这几个人,都称得上酒鬼。

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凑在一起喝酒,把酒倒在大盆里,来了一群猪,跑上去和他们一起喝。阮籍听说步兵厨房有美酒,便请求担任步兵校尉,因此后人称他为“阮步兵”。他喜欢到一家酒店喝酒,因为老板娘长得很漂亮。喝醉之后就倒在女主人旁边睡觉,刚开始老板还有点怀疑,后来时间久了,没觉得出什么异常情况。

阮籍和刘伶还有更激进的行为,他们有时候脱掉衣服,披散着头发喝酒。刘伶有一次光着身子在家里喝酒,有人嘲笑他,他说:“我把天地当成我的居所,房屋当成我的裤子,你们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干什么?”嵇康同样性情疏懒,常常一个月不洗头,憋的受不了了才上厕所,性情又很傲慢。

我们不禁要问,这几个人为何有这样的举动?

还要从竹林七贤所处的社会氛围和他们的政治立场说起。竹林七贤活动的时间,约在正始十年以后的三五年间。那时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欲夺取曹魏政权,正始十年发动高平陵政变,他们的政敌,如何晏、夏侯玄等一帮正始名士,全都遭到诛杀。当时有句话叫“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从社会身份来看,竹林名士彼时皆为下层官吏或尚无官职,并不处于权力的核心。不过,竹林名士之中,尤其是嵇康和阮籍二人,因其出身及才情所关,已经知名当世,在魏晋嬗代的巨大旋涡之中,虽然他们无心于政治,却是身不由己难以逃避。作为有高名于世的人物,嵇康和阮籍等人同样面临着立场上的选择。嵇康为曹操之子沛王曹林的女婿,曹魏姻亲,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显然,他们不像山涛和王戎那样亲近司马氏,毋宁说持有对抗的态度。尤其是嵇康,在毋丘俭举起反旗时,他甚至想起兵响应。阮籍则处于依违之间,礼法之士何曾等人数次想置他于死地,幸赖大将军司马昭的保全。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够庇佑于他,则由于他对于司马氏欲拒而不能的暧昧态度。这样一群相对边缘的士人,不再关心国家政事,转而寻求个体的自由,便成为可能。

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去送她,按照礼法这是不允许,要避嫌的。因此阮籍受到人们嘲笑,阮籍不屑一顾地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都将世俗的礼法弃之不顾,想喝酒便喝酒,想发狂便发狂,随心所欲,放诞任达。

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东晋王忱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加入他们,学放达的样子,阮籍不同意,说阮咸已经来了,你不能再这样了。嵇康对司马氏的对抗姿态更为激进,司马氏对他忍无可忍,加上受到钟会的陷害,就被杀了。临死之前,他的儿子才十岁,他写了一封《家诫》,里面事无具细,告诉儿子要老老实实做人,谨谨慎慎做事。一改疏狂的模样。

阮籍、嵇康等人,本来就是大才子,文章、学术、音乐、书画无不通晓,加上他们狂放的言行举止,知名度更是大大地提高,可以说粉丝无数。一些贵族子弟和名士纷纷效仿他们的行为,脱掉衣服,发狂大叫,天天喝酒,不理俗事,目中无人。著名的有“八达”和王徽之。《晋书》第四十九卷集中记载了这类人物。

诸人所学嵇阮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散发裸身,二是酣饮。有一句话叫“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实际上,明朝有个叫薛冈的,他也说过:“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就是针对这点而言的。

东晋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也是一个以放达知名的人物。在历史上,王子猷以爱竹和狂傲出名。他在人家借宿几天,看到院里没有竹子,就下令种竹。有人问他:“就住几天,何必麻烦呢?”他沉吟了半天,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后来苏轼写过一首诗,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就是取典于此。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也让人津津乐道。有天晚上大雪纷纷,他打开房门,边喝酒边赏雪。忽然想起了远在剡县的戴逵,立即命令手下驾船,他要去探访戴逵。小船在雪中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剡县。来到戴逵门前之后,他却让船夫掉头回家。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的放达,已不是单纯的脱衣服,狂喝酒,虽然不无傲气,但其生活却充满了审美情趣和艺术味道。这便与我们要讲的第三种人物类型关联在了一起。

(三)自然型

晚唐杜牧在一首诗中说:“大抵南朝皆放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日本诗人大沼枕山亦有诗句:“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风流”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指在男女关系上比较随意。而是指的人格之美。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风流》。他认为《世说新语》“是中国的风流宝鉴”,风流是魏晋名士的主要表现。他概括了名士风流的四个条件,第一,必有玄心。玄心是一种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生死,都不足以介其意。”第二,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洞见的语言,不能太长,只几句话或几个字即可明白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名言隽语,是风流底人的言语。”第三,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如支道林养马,重其神骏。第四,必有深情。“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底同情。”如桓温北征,见此前种柳皆已十围,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八个字言简意赅,很助于我们把握魏晋人物的个性之美。

冯友兰的这8个字是对于魏晋人物的整体概括,那么,为什么东晋最称“风流”?东晋士人,东晋人物有什么特点?

从共性上来说,东晋士人仍然一样清谈、服药,爱好文学、音乐等文艺。不过,东晋士人在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上很有自己的特点了。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欣赏。我们知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对自然美的欣赏总是比附上道德意味。汉赋里面有大量对山水动物植物的描述,但那更多是一种修辞和夸耀。魏和西晋时期,也没有明确的对自然美的欣赏。而东晋人已经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荀羡不仅欣赏大海的壮丽,并且对这种欣赏有了审美的自觉。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大量对于自然山川的欣赏。

这些士人已将自然视为纯粹审美欣赏的对象。自然美何以在东晋出现?我们知道,公元316年,西晋被鲜卑人推翻。琅邪王司马睿被王导、王敦为首的王氏家族拥戴,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北方世族大量迁居南方,在江浙等地占据山林,建造园林别墅。风景秀丽的江南给他们以独特的审美体验,他们留连于此,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对于自然,便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了。

东晋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和喜爱,使他们的审美情趣中多了几分自然性和超越性,使他们的胸襟更为洒脱,更为潇洒。同时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人物之美的评价,阮籍引领的任达型士人不再受到重视。他们也不再以“玉人”来评价美男子,而是以自然物象进行比拟了。《世说新语》《容止》篇载,谢安小时会见王导,“便觉清风来拂人。”时人称赞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有人赞叹王恭体貌“濯濯如春月柳。”

这些人物,都超尘绝俗,不带一点烟火气,“天际真人”、“神仙中人”成为他们对人物的最高评价。如王羲之评价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相形之下,如果说“玉人”仍为带着富贵气的俗世中人,那么,“神仙中人”、“天际真人”则超尘绝俗,高升远举,在生命层次和精神境界上有了大大的超越。它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的“姑射山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对神仙的向往和追求由来已久,然而只是在东晋时期,才比较普遍地将现世中人视作“神仙中人”,并且是从审美的角度加以看待。

东晋自然型的人物美学,反映到人格之美上,便是崇尚潇洒、清畅、率真、温润的个性特征。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所载,王献之称谢安“公故萧洒”;桓温上表称谢尚“神怀挺率”;刘惔称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谢鲲称王玄“清通简畅”,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阮裕“弘润通长”,袁羊“洮洮清便”,殷乔“远有致思”等等。

概括说来,东晋名士仍欣赏通达的个性,但此一通达,不是元康诸人“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而是“自然有节”、“卓荦有致度”。因为有“节”有“度”,便不致流于放任。更兼其对远离俗情的山林之趣的追求,对超绝于世的“天际真人”的向往,所以他们的人格之中更显从容优雅的气度,透射着超逸、高爽、温润、率真的美学特征。这种人格,是充满着玄学超越色彩和艺术精神的。

以上所论三类人物,大体概括了《世说新语》中主要人物的典型形态。其中,玉人型偏重于人物的外在形象与高贵身份,放达型偏重于人物的身体行为与个性追求,自然型则更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与艺术精神。后人对魏晋人物美学的接受与赏读,基本围绕这三个面向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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